一场争议所反映出来的世道人心　　助人为乐者的“疯子”生涯

　　□本报驻蓉记者　何海宁　□李堂平
■编者按
    助人为乐，躁狂症……这些描述词语都集中在徐克斌身上，让人感叹。
    也许徐克斌的行为与周围人们的行为方式颇不一致，不过徐克斌的言行毕竟对社会和他人没有危害。
    徐克斌的经历，以及周围人们对他的眼光、评价，又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徐克斌参加学雷锋会议的代表证以及他治疗躁狂症的药物　本报记者　何海宁／摄
    “这个家过不下去了”，说着，徐克斌的妻子李贤蓉把脸扭向墙面，两道泪水滑过瘦小的脸颊，无声地汇合到颌下。
    徐克斌挨着她端坐在床边，他木然保持着军人的坐姿———两脚分开，双手自然放在膝上，挺胸抬头。他站起身，又给记者的水杯添满水。
     徐克斌，一个特别难以描述的人。
     有人赞他是“活雷锋”，有人斥他为“疯子”；语文教师戏谑称他是“一个装在套子里的人”，精神病医院诊断他有间歇性的躁狂症；李贤蓉噙泪说“这个家过不下去了”，徐克斌坚持认为“做好事是我一生的荣幸”。
            家庭
    最后一次从重庆市开县精神卫生保健院（下称精神病医院）出来后，徐克斌花5元钱专门买了一把比他还高的大扫把，每天傍晚他就像清洁工一样，把门前500多米、两车道宽的街道扫得干干净净。有时候他还到镇里的广场上收拾垃圾，仿佛这广场就是他家里的客厅。但最近一周，他不这么做了，因为许多骂他是“疯子”的风凉话传到了李贤蓉的耳朵里，李贤蓉忍无可忍之下硬是把他拉住。他想了想说：“好吧，那我就扫自己家门口吧。”
　　晚饭后，他从4个药瓶里倒出7颗白色小药丸服下，这是治疗躁狂症———一种症状为情绪极度亢奋的精神病的药物。然后他开始睡觉，直至第二天11点。
    徐克斌住在开县岳溪镇，与刘伯承元帅的故居只有一镇之隔。4月13日当记者见到徐克斌时，他略显虚胖，他专门换了一件平日舍不得穿的军衬衣，笔直的军裤，锃亮的皮鞋，衬衣纽扣一丝不苟顶到了喉结部位。他容易出汗，却不愿解开最上端的纽扣，任由汗水浸湿了一圈衣领。他微笑说：“这点苦算不了什么。”
    除了部队发的衣服外，他没有新衣服，平时他就穿着一身迷彩服。2002年12月复员返乡途经成都时，他为妻子和儿子买了新衣服后，他就再也没有掏钱装扮过自己和家人。他说生活应该节俭，不过记者数了数他数年来捐赠6所希望小学的汇款单，一共有103张，每张40元、50元不等。
    复员后，徐克斌的家里失去了稳定的经济来源，他的母亲还生病卧床。他家在路边购买了一片60多平米的地皮，修好房子后，生活就变得拮据起来，但是徐克斌依然时常捐钱给学生、老人等，老家修桥时，他第一个捐了450元。
    目前家里的收入主要靠60多岁的老父亲当砖工每天挣20元，另外李贤蓉还能在理发店挣一点钱。徐克斌曾到深圳打工，在一家私企当门卫，月工资1000多元。但是一个月后他就回到家乡——他渴望能够去学校，他要把雷锋精神传授给学生。为此他甚至拒绝到当地一家厂子当门卫。
    李贤蓉骂他脑子里只有一条筋，就是想学雷锋。
    李贤蓉动过外出打工的念头，但徐克斌不同意，他说“平平淡淡过一辈子就行”。实际上李贤蓉也不放心家里，一是徐克斌的病，二是6岁的儿子。她不希望将来儿子懂事后被人说是“疯子的孩子”。
    精神病医院院长张理祥认为，徐克斌现在的病情已经得到控制，他和正常人一样具有自制力，能够和别人进行交流。然而在正常人的社会里，他却被视为“疯子”。他犹如在自己世界里的独舞者，惟一的信仰就是雷锋精神。
    他领着记者前去曾经受聘一年门卫的岳溪中学。一路上他又开始捡垃圾。他愤愤不平：“清洁工都是当官的亲戚，每个月工资300块，每天扫地就这么随便一划就走了，不信你今晚看看。”随后他又说，“现在我都不敢捡了，捡了别人说我是疯子，弄得我很被动。”
    有个徐克斌不认识的路人凑过来说：“有些人不理解徐克斌，认为他是疯子，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活雷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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