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争议不断的20年
尽管有了全国首例知假买假案胜诉的判罚，但正如李学寅所说，自1994年1月1日消法颁布实施以来，关于知假买假问题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过。
“在此之前，各地法院关于‘知假买假’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例如，广东基本持支持态度，而湖南则予以反对。我们在起草司法解释的过程中，也存有很大的争议声。”王毓莹法官说。
对于王毓莹的话，李学寅表示赞同，他说：“这么多年，在各地法院、行政执法部门和消协组织中，对知假买假一直存在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两种态度、两种做法和两种结果。这种司法、执法和维法的不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公权力的形象和社会作用。”
李学寅举例说，上海与南京两地的法院对于知假买假的行为也持不同态度。上海的法院明确表示，经营者对故意购假的消费者不构成欺诈，认为欺诈行为的构成，要有经营者的欺诈故意，还要与消费者作出错误意思表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而上海法院先后受理100余件类似职业打假人以普通消费者名义要求商家赔偿的案件，均不支持。而南京大部分法院则支持知假买假行为，他们认为，一方面假货购买者很难界定他不是消费者，另一方面哪一个造假卖假者，也不会承认自己是“故意”欺诈，况且造假卖假本来就违法，应该必然受到法律处罚。
“司法解释的出台，可以统一司法部门、行政执法部门以及消协组织的认识和行为。”李学寅总结说。
“司法解释的争议，不仅仅是在司法实践中，在法学理论中也有着很大分歧。”王毓莹法官说。支持者认为，知假买假的行为在客观上抑制了制假售假的行为，应当予以保护。反对者则表示，知假买假者主观上是为了牟利，而且国家鼓励公力救济而非自力救济，知假买假者的自力救济行为也容易对自身利益造成损害。
王毓莹认为，尽管知假买假主观上有牟利的行为，但为了维护消费者的权益，在行政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通过调动消费者的积极性，客观上净化了市场，法院也应当予以支持。
应当适用其他领域
“我认为司法解释里对于知假买假者的保护，对其他一般商品也应该适用。”李学寅的这个观点，得到了在场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
李学寅进一步说，从1995年至今，对知假买假的争议、否定、被判败诉，不仅没有把1993年10月通过的消法第49条关于惩罚性赔偿条款的规定否定掉，而且去年10月新修订的消法又强化了这一规定，把1+1退赔变为1+2倍退赔，在《食品安全法》中则规定为10倍赔偿。现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知假买假的消费者予以保护，可以说是把这个争议了近20年的问号拉直了，对知假买假索赔的法律回答画上一个句号。这一法律规定，不仅具有重要法学价值，而且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刘俊海与清华大学法学院卫生法中心主任王晨光也都认为，司法解释关于知假买假的保护，应当从食品药品扩展至其他领域。
“这个司法解释虽然在表面上看是针对药品食品，实际上应该理解是在为调整全部消费关系做铺垫，也是为消法进一步修改埋下伏笔，因此我个人认为，法官在审理消费者权益的案件时完全可以适用这个司法解释。”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王范武说。
职业打假仍存争议
“职业化打假因为涉及到专业化、集团化的特点，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在‘打假专业公司’的问题上，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王毓莹在会上说。
王范武法官认为，关于“打假专业公司”问题，现在的司法解释没必要留有一个小尾巴。“职业打假”和“打假公司”虽有追求营利的目的，不够纯粹、不够磊落，但其行为并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范，没有危害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没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客观上“制裁了”售假者。因此，他建议尽快对消法第二条进行修改，从立法上解决知假买假的争议。
北京市商业企业管理协会高以道副秘书长认为，应当对一些“打假公司”进行打假，以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高以道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现在一些“打假公司”往往分工明确，踩点、购买、谈判等程序都有明确分工，很专业。在解决方式上，“打假公司”不愿意走司法诉讼程序而坚持私了。高以道称，现在这些“打假公司”的行为，已经不是消费领域中消费者对公司的关系，而是公司对公司的行为。“一些‘打假公司’的行为，已经产生了一些道德上的问题，突破了公序良俗，甚至干扰到了市场秩序。”高以道说，“一件服装的标识上，没有显示袖口的成分，也会被‘打假公司’索要数万元的高额赔偿。”在他接触到的案例中，大多数是商品本身并不存在假冒和伪劣的问题，仅仅是在标识上出现瑕疵，便被一些“打假专业公司”提出高价索赔。
刘俊海认为，疑假买假者也要学会依法、理性、科学、文明维权，不要把维权行为变成侵权行为甚至犯罪行为，包括损害商业信誉罪。例如，倘若买假者向法院提起天价索赔的请求、但未获法院支持，则消费者预付的巨额案件受理费亦由原告自己承担。但只要疑假买假打假行为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准确定位法律角色，严格恪守法治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就应受到肯定。 上一页 [1]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