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四中全会的法治期盼
          访著名法学家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步云

法治周末记者 陈磊

       按照惯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于今年下半年召开。
       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步云先生，这位法学界泰斗建议在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上，中央应把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为关键议题进行讨论。

       “法治”地位至上

       “法治”，正在成为中央决策层讨论的主要议题。
       7个月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其中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决定》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单列为第九部分，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之一进行论述。
       李步云认为，更应该从全局性、战略性高度理解中央此举的意义，“所有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社会改革和生态文明建设，都应该有宪法和法律上的依据，改革的成果也应该由宪法和法律巩固下来，这才符合法治中国和依法治国的要求”。
       在此背景下，作为负责统一部署全国性重大改革的领导机构，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以下简称中央深改组)半年来，“法治”成为其主要议题实属必然。
       中央深改组目前召开的三次会议中，两次会议都审议通过了司法改革的相关文件。在《决定》中，司法体制改革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具体部署之一。
       今年2月28日，中央深改组举行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意见及贯彻实施分工方案》。
       当时，国家主席、中央深改组组长习近平指出，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
       今年6月6日，中央深改组召开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和《关于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
       实际上，自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以来，中央已经多次强调“法治”的关键地位。
       一个佐证是，2012年12月初，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
       按照惯例，三中全会之后的次年将召开四中全会。20年间，十四届四中全会、十五届四中全会、十六届四中全会和十七届四中全会，均在9月份举行会议。由此推断，十八届四中全会或将于9月份前后举行。
       对于此次四中全会的主要讨论议题，李步云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我建议，四中全会讨论关于法治中国的决议，就依法治国作出一个详细的规划。”
       建立宪法监督制度

       如何落实“法治中国”？

       有学者认为，限制公权力，保障私权利，是建设法治中国的核心问题。
       李步云认为，这恰好符合宪法的定位。
       《决定》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五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是其中一项具体措施。
       “宪法没有权威，法律怎么能有权威？”李步云说，“树立宪法的权威，如果没有制度保障，是做不到的。”
       因此，李步云认为，建立宪法实施监督制度，是建设法治中国的第一个突破口。
       公开资料显示，早在1982年制定现行宪法的时候，包括李步云在内的多位学者就呼吁在全国人大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中央对此也予以认真考虑，但是鉴于当时“经验不足”没能实现。
       2002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一次讲话中指出，要抓紧研究和健全宪法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序。
       李步云向法治周末记者分析称，当年的提法是“抓紧研究和健全”，现在已经不再提“研究”，而是直接提“进一步健全”，这表明“建立宪法监督制度是时候了”。
       李步云建议，坚持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坚持立足于我国的政治体制，一个不需要修改宪法、不影响现行政治体制的方案是，全国人大在现有专门委员会的基础上，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负责宪法监督制度和程序。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中明确，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此后20年间，党的历次报告中都对此加以强调。十八大报告中更是指出：“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正如习近平在2013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所说，新形势下，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职责，必须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

       实行审判独立

       李步云认为，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是建设法治中国的第二个突破口。
       梳理党的十五大以来的政治报告可以看出，中央一直在强调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此项司法改革目标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决定》中获得了突破性进展：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
       李步云表示，再加上政法委放手让各级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办案，上述改革的目的在于，防治地方党政机关对司法机关的干预，尊重司法裁判的终局性和权威性。“这说明，修改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该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李步云向法治周末记者表示：中央召开全会讨论修改宪法的时候，“我建议，或者将法条中的‘行政机关’修改为‘任何机关’，或者法条修改为‘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只服从法律’”。
       李步云表示，如果四中全会讨论法治中国议题，上述两条建议将是其中的关键内容，如果中央就此作出决定，对法治中国建设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从党的主张到国家意志

       我国已经走上依法治国的道路，在法治国家建设上，正在一步一步往前走。但是，我们很有必要回顾以前这段历史。
       “我们走上建设依法治国的道路，起点应该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李步云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正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明确提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法律要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李步云认为，其中虽然没有明确写出“法治”这两个字，但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思想已经贯穿于其中。
       在今年6月15日举行的中国行政改革论坛上，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邀请的一位与会嘉宾表示，“法治中国”的思想渊源还可以延伸到党的八大，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奠基者董老(董必武)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依法办事、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1979年9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颁布，这份中发[1979]64号文件，被政法界称之为“64号文件”。
       正是在64号文件中，中央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的概念——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一致通过的刑法、刑事诉讼法“能否严格执行，是衡量我国是否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标志”。
       李步云向法治周末记者表示，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关于“法治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依法治国进程的重要节点。
       1980年11月，李步云应中央有关领导要求并最后定稿的、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名义撰写的文章，题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里程碑》，首次出现了“以法治国”的表述，还代表中央总结了审判“四人帮”的5条法治原则：司法民主、司法独立、实事求是、人道主义和法律平等。
       李步云认为，这上述重要历史节点推动我国走上了依法治国的道路。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还将依法治国明确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1999年3月，我国又将这一治国方略和奋斗目标写入宪法。
       李步云认为，通过民主程序将依法治国写入党的十五大报告，意味着此治国方略得到了全党的认可；通过法定程序将依法治国写入宪法，则意味着党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成为国家行动准则。
       此后十余年间，中央一直致力于推行法治。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而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法治的根本任务和最终目的。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法治国家。
       李步云表示，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希望四中全会能够在建设法治中国的道路上迈出更大的步伐。对此，“我们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