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慎”与“偏激”
“我现在开始期待媒体参与我的课堂”。任景明所长称
“在2012年的那次会议中，他们（指政府官员）提供的信息很少，几乎不说话。更多的时候，他们是聆听者，想让他们表达观点，太难了。”韩呈祥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而接受采访的官员则解释，他们如此表现，是因为在场的媒体人。
2004年，在一次沙龙活动中，任景明发表了一些有关“速生林”的意见。让他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他就在网络上看到了所谓“他的观点”。
“那不是我的观点，我当时的发言被媒体断章取义了。他们没有给我看过，就发出去了，我甚至不知道这是哪家媒体。”任景明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从此之后，我在公开场合发言非常谨慎”。
此后十年，任景明心有余悸，再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公益组织举办的活动。在自然大学举办的公开课中，当任景明获悉有媒体参与时，他仍有些忐忑。
不过，公开课后，任景明还是接受了两家媒体有关战略环评的采访。“这间接地把我想传达的内容，更广泛地传达给了公众。”他称：“我现在开始期待媒体参与我的课堂。”
“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的观点看得过分高大——政府觉得自己是万能的；社会力量认为只有他们才能推动环保和社会进步。其实，(无论是哪一方)都需要在比较好的治理体系内有良性互动。”任景明表示。
根据2012年会谈的经验，平机中心负责人韩呈祥认为，当个别事件的社会影响力因传媒的作用而比较大时，将会迎来意想不到的与官方合作机会。在这次会谈中，甚至有当地法院的主动参与，这让他们惊喜万分。
在公务员郑铮看来，部分公益人士的观点过于偏激，“他们倾注了太多的感情”。
“公益组织更倾向于找一些图片，来表达他们的情感。”郑铮说，有时，一些问题是很复杂的。此外，公益组织的专业性也有待提高。
“但整个社会环境对官方都不够信任。”郑铮的语气听起来颇为无奈。
而任景明所长也认为，他所接触的一些公益组织在情感上有些偏激，“只抓住了问题的一部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公务员郑铮意味深长地说：“清水衙门的人最愿意跟非营利组织合作”
郑铮还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我们不排斥与社会组织的合作，但是也没有到欢迎合作的地步。”
事实上，郑铮曾利用周末时间，以个人名义，参与过多次公益组织的活动。但他并不会透露自己是政府工作人员。
在公益活动中，他仅能以个人的身份表达想法和情感，他将参加这种活动视作自己工作延伸出来的一部分——“我想了解大家都是怎么想的”。
如果有下一次邀请，郑铮表示，自己更愿意以个人身份来参加。
有着海外留学背景的他，进入政府部门后感到，即使他所在的部门气氛相对宽松，但身边也几乎没有人愿意走出来面对公众。
他无奈地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成为领导之前，不能轻易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否则别人就会觉得，就你逞能。”
“这就是体制内的环境。”郑铮说。
同时，郑铮还有另一种感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别人不会关心你去参加公益。再说，去了又怎样，考核又不加分，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更重要。参加公益活动本就不是自己的工作范畴，拿出时间和精力，恐怕只有不为生活所迫的人才会参与。”
任景明所长则表示：“盛情难却的时候，会对外宣传一下科普知识。环保部内部的气氛比较开明，但工作太忙了。”
复合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人彭燕称，政府工作人员以“工作忙碌，抽不出时间”婉言谢绝参与研讨会的情况经常发生。
而上述沙龙活动中，那位拒绝录音的环保部官员也曾说过这样一番话：“距离我退休还有两年时间，我希望能够安然退休。有采访的话，就约到两年后吧。”
郑铮意味深长地对法治周末记者说：“清水衙门的人最愿意跟非营利组织合作”。
这一年多来，体制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甚至比官员的意识改变都大。在国外，很多官员以志愿者的身份与公益组织合作，但在目前的中国，社会认识还没有完全扭转过来。王名副院长如是说。
郑铮认为，自己已经以专业和积极的态度，与非营利组织沟通。
在首次出席民间公益组织论坛的当天，郑铮准备了一份发言稿。他对待数据的态度相当严谨，“必须有据可查，公益组织可以引用我们的数据”。
在他上场之前，恰好有一位教授在其发言中提及“相关部门执法不严”的观点。这个“尖锐的问题”迅速地被公益组织的主持人捕捉到了，她接着用这一问题作了串场介绍。
于是，郑铮在微妙的气氛中登场了。
他随后的发言，主要介绍了单位的执法政策与成果。直到有人提问，“执法是否存在一些客观上的困难”时，郑铮似乎被碰触到了“开关”，这让他打开了“话匣子”。
“很多人不知道，我们这些大楼里的人是干吗的。”事后，郑铮笑着说。
对于与政府官员的良性互动，彭燕也有所感悟：“我们能为政府官员提供案例，为他们与个案搭建桥梁，而他们可以做我们政策、法规的顾问。”
“他们愿意帮助我们，这就能表示出政府的态度。”她说。
(本报记者尹丽、于雪对此文亦有贡献)
上一页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