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日报记者 杨继红

    最近一段时间，一直被冠以民间资本“晴雨表”的温州，正经历着一场罕见的民间金融风暴。今年4月至今，因民间借贷资金链条断裂，温州已有数十家企业发生老板失踪、公司破产和员工讨薪事件。那么，正处于上升和活跃阶段的我省民间融资现状如何？“温州现象”在我省发生的几率有多大？民间资金到底何去何从？10月下旬，记者进行了专题调查采访。

　　近1300亿元民间资金涌动

　　据有关媒体之前报道，央行温州中心支行上半年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到1100亿元。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那么，我省民间借贷规模如何呢？据人行太原中心支行和省政府金融办联合调查显示，截至9月末，山西民间融资规模接近1300亿元，占各类民间资本总和的1/8，与占贷款余额的比例大致持平。其中，利率在8%至16%之间的合法民间融资余额约为594.4亿元。据此估算，超过国家法定利率4倍，带有高利贷性质的民间融资规模约700亿元。

　　接近1300亿元的民间资金，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成为“钱荒者”的“救急药”。“这些民间资金主要活跃于吕梁、忻州、临汾，占到民间融资总量的60%。个别县(市)如孝义、柳林、中阳民间融资总额达133亿元，相当于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4.8倍。”省政府金融办主任郭保民介绍。

　　民间融资，是出资人与受资人在国家法定金融机构之外，以支付高额利息方式，暂时改变资金所有权的金融行为。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民间借贷开始在我省呈现出活跃态势。据人行太原中心支行调统处张育春处长介绍，我省民间融资的发展总体上分为三个阶段：2000年之前为第一阶段，民间融资活动相对比较平缓，规模较小，形式单一，利率水平略高于银行基准利率；2000年至2006年为第二阶段，全省民间融资总量逐步扩大；2006年至今是第三阶段，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09年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多元投融资程度不断提高，全省民间融资总量保持较快的增长态势。

　　在稷山县拥有一家小型蜜枣加工企业的张二虎告诉记者，“每年7月份是用钱高峰，通过跟亲戚借个5万元，厂子就能顺利运转。”张二虎的经历是我省民间融资能够活跃、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据统计，当前我省各银行信贷资金中，70%以上投向国有大企业，可供非国有经济使用的不到30%，导致非国有经济资金需求难以有效满足，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矛盾突出。山西大学教师郑秀芬认为，“民间融资虽游离于金融体系外，但存在于公民、法人和社会经济组织之间，既填补了正规金融信贷难以满足的‘三农’、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对银行信贷起到拾遗补缺的积极作用，又为县域中小企业融资拓宽了渠道，成为优化全社会资金资源不可或缺的‘调节器’。”

　　对于有10年放贷历史的赵红来说，融资利率节节攀升是她们放贷人最关注的。多年来，储蓄一直是农村居民投资的唯一渠道，大量资金通过银行上存渠道外流，很少用到当地的经济建设上。“通过民间融资，部分闲散资金用于当地经济建设，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农户的投资渠道。由于其较之于储蓄具有明显的高收益性，使得越来越多的富裕农户更乐意把钱投向有风险但收益较高的民间借贷。”赵红道出民间借贷活跃的另一重要原因。

　　据调查，我省民间借贷年平均利率在8%至72%左右。如：柳林县民间融资月平均利率水平为1.8%至3%，年平均利率水平分别较2009年、2010年上涨了2.2、3.6个百分点。孝义市一在建的石灰石加工企业共投资7000万元，全部靠民间融资，筹资利率由2010年的月平均利率1.5%至2%上涨到2011年的2.5%至3%，大大超过银行基准利率4倍的界限。

　　“温州现象”我省几率较小

　　随着我省民间融资规模的不断扩大，温州民间资本借贷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也应引起相关部门的足够重视。

　　民间资本借贷之所以如此火爆，一方面是老百姓的富余资金想找出路。另一方面，中小企业确实“融资难”。中小企业难做、实体经济难为，使很多企业家把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注意力放到“转行”上来，炒房、炒稀土、炒古董、炒金融衍生品，再到眼下的民间高利贷，什么赚钱炒什么，以至于现在炒出了资金链断裂的问题。我省民间融资正处于上升和活跃阶段，但与温州民间融资相比，具有本质上的区别。

　　郭保民认为，山西与温州中小企业具有本质上的区别。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中小企业类型不同。温州大部分是出口导向型企业，分工细化，链条紧密，受国际市场需求影响十分明显。而我省中小企业，以资源型企业和小型制造业为主，供应链中大部分为国内企业，产品销售主要依靠国内市场，受外部影响不大。二是温州实体产业出现空心化，资金没有真正用于实体经济，民间融资经多次转手，靠空转牟取高息，实际上演变为“炒民间借贷”，而我省民间资本总量较小，高息融取的资金基本上用于企业应急和生产周转，资金成本虽然较大，但民间融资平均利率基本稳定在20%至30%，虽有个别融资超过基准利率的15倍，但毕竟是少数。三是山西企业倚重于银行间接融资。山西地处内陆地区，金融体系改革滞后，虽然近年来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结构有所改善，但银行贷款仍然是企业融资的主体，直接融资在2010年前仅占全部融资的20%。今年，直接融资有所增加，但总量和比例仍然较低，无论在规模、质量和深度上都远远落在东部发达地区之后。而温州民间资金活跃，企业融资主要依赖民间直接融资，一旦出现资金链断裂，就会出现老板“跑路潮”。

　　“温州现象在山西大面积出现的几率较小，但也应未雨绸缪，积极采取预防措施。”郭保民表示。郭保民的担心不无道理。中阳县原信用社职工张某从信用社贷款数百万元发放高利贷，最终因借款企业倒闭，无法还贷而“跑路”。2010年，太原瑞昌集团老板以月息8%向中阳县刘某等人借款6000万元，后卷款逃往加拿大。孝义市一电脑公司老板刘某，民间借贷1000万元，后资金链断裂，公司关闭，刘某外逃。

　　“民间借贷具有为追求高盈利而冒险或投机的特点，且以信用贷款为主，缺乏必要的法律约束和监管机制，一旦市场形势和政策发生变化，风险很难控制。”人行太原中心支行信贷处王晓千副处长介绍。对正常金融秩序造成负面影响，导致部分银行贷款形成坏账的负面作用，是民间融资的最大弊端之一。

　　“引水入渠”促发展

　　民间借贷具有脆弱性。按照现行法律相关规定，很多民间借贷行为都可能撞上法律红线。那么如何将之正确引导，趋利避害？

　　采访中，对于民间融资的发展建议颇多。

　　“这次温州事件，主要是温州民间巨额资金得不到有序引导，从以前炒房、炒黄金、炒古董，进而转向炒民间借贷，出现了大量泡沫资金。因此，应通过金融改革和创新引导民间资本合理流动。”郭保民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进一步推动金融创新，使更多民间资本能够通过正规金融渠道实现保值增值的良性发展，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与此同时，积极发挥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农民专业合作社等非主流金融组织作用，给民间资本以合法“出口”，引导其进入实体经济。从我省近年来的实践看，全省230家小额贷款公司总体上是健康的，对民间融资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积极作用，但由于规模太小，吸纳民间资金显得力不从心。

　　人行太原中心支行研究处张中平处长认为，鼓励发展私募股权基金也是一条出路。“私募股权基金具有灵活运作机制，以及成本低、手续简便等融资优势。作为连接资金需求和社会闲余资金的最为直接的一种形式，发展私募股权基金是有效启动民间资本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

　　此外，加强对民间融资的监测、加大民间借贷利率知识宣传教育、积极发挥融资性担保公司作用助中小企业解决企业担保难的问题等对于民间融资的健康发展也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