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政府告上法庭

    早在2006年9月，《人民日报》就刊登过《西部地区教师工资清欠还差最后一公里》一文：“近年来，全国各地基本解决了农村教师基本工资(国家拨款部分)的拖欠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农村教师‘地方津补贴’工资在西部一些地区长期被拖欠至今未解决，有人认为这是在彻底解决拖欠教师工资难题上的‘最后一公里’，问题症结在于当前地方津补贴的混乱机制。” 
    由于地方津补贴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全国各地普遍实行的一种地方制度，使其成为教师们工资收入的组成部分。按照目前的政策规定，国家拨款的教师基本工资部分是国务院制定的全国统一政策，机关事业单位各个系列的工资水平，是严格按相关法律制定，并且专门就教师工资增加了一个10%，以保证符合《教师法》相关规定。
    关于待遇低，津贴与当地公务员不一致而导致的矛盾早已经存在，教师们也一直通过各种途径在反映，但是没有结果，或者说并没有任何改变。2006年初，四川省西充县曾经发生2000多名教师集体上访，阻断212国道的“群体性事件”。不过，各种各样的反映和呼吁并没有立即给教师带来满意的结果，使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得不自嘲“教师仍然是臭老九，没有人重视”。
    2007年，一封名为《不求富贵，但为生存——告重庆市渝北区政府暨全体教师》的公开信指出，渝北区的公务员享受着“下村补助”、“交通补贴”、“直辖补贴”、“菜篮子补贴”、“住房公积金”、“工作餐补助”、“职务补贴”以及“家属补贴”等等，而教师没享受过上述任何的补贴、补助。

    渝北区的李老师表示，渝北区公务员年终奖金都超过万元，仅此一项，就远远超过部分教师全年的收入。在渝北区，教师年收入最高为1.5万元左右，最低只有6000多元(月收入只有500多元)，还达不到15281元的城镇职工收入水平，三五个教师的收入比不上一个公务员已是不争的事实。
    就此问题，渝北区政府有关官员曾经向教师们解释：体制不同，职业不同，教师与公务员没有可比性。
    “如此，要《教师法》何用？干脆宣布废除算了，由各地政府官员自主决定，免得大家都因为它的内容而烦恼。”渝北区的李老师说。
    他表示，渝北区教委出面数次召开校长“安全稳定工作会”及部分学校领导、教师参加的“调研座谈会”，但是都没有对问题给予解决。相反是渝北区教委领导公开讲话时表示：教师要有奉献精神，“吃的就应该是草，挤出来的就应该是奶”；大多数教师来自农村，找个工作不容易，目前的待遇已经不错了，为要求增资而失去了工作不合算；“教师们羡慕公务员，有本事就去考，没本事别闹”。
    “问题的关键是国家不需要供养这么多公务员，但是需要这么多的教师，而且，国家的法律为什么一定要把教师的收入与公务员挂钩对比呢？”重庆市的一名官员指出，“乡镇与城市，小城市与大城市，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相比较，生活成本不一样，公务员与教师的生活环境、方式也不一样，所以不应该简单将其划等号，最后势必庸人自扰。”
    他认为，应该因地制宜，给不同地区教师予不同的待遇，法律应该允许更灵活的计算方式，而不是生搬硬套。
    “停课、罢教肯定不是教师们的目的，他们的目的是引起重视，拿到应得的待遇。面对这样的现实情况，我觉得教师只有两个步骤可走，或者说必须走。”多年来专注于为弱势群体维权的重庆著名律师周立太说，“一是向政府正式申请调整工资水平，视其在法律规定时效内是否答复或者对答复是否满意；二是以‘行政不作为’把政府告上法庭，要求其执行《教师法》和《义务教育法》。”

  他承诺，只要当事教师们愿意委托，他可以马上帮助大家进行以上两个步骤的工作，之前需要愿意参与的教师在每个县、区、市的每个乡、镇推选出一个“诉讼代表”，然后直接与他联系。

失衡的生存现状

    对于教师们越来越强烈的要求与反映，川渝两地地方政府的说辞基本上都是“财政困难”，个别官员还认为：“人大通过的法律和上级下发的文件互相冲突，教师并不是公务员，但是《教师法》是想让教师吃公务员的‘大锅饭’。”
    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在历次教师停课要待遇的活动中，参与者多数为乡镇、农村或者城郊地区的中小学校的教师，而各种城区的学校、教师很少，高校更是没有。
    “因为城里的老师有其他的收入来源，他们不像我们一样完全靠政府发的工资。”四川省邛崃市一所中学的杨教师说，“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两个途径，一是各种各样的补课费，其中有自发的也有学校统一组织的，二是学校收各种自费生、择校生等获得经济利益。”
    杨老师表示，城市之外的学校、教师很难这样做，一是学生普遍都比较穷，二是学生居住比较分散，三是自费、择校生源少，所以教师们很难获得其他的经济来源，“这样的情况也形成城市与乡村教师待遇之间的不平等”。
    在川渝许多地区，由于收入微薄，广大农村中小学教师迫于无奈不得不另觅他途。除省吃俭用外，不少教师千方百计开辟第二职业：课余偷偷跑摩的，偷偷经营个体、兼职，利用寒暑假外出打工……已经有教师如此总结自己的生活现状：校长贵族化，领导多员化，教师奴隶化，学生祖宗化，人际复杂化，加班日夜化，上班无偿化，检查严厉化，待遇民工化，翻身是神话。
    “教师是人，不是神，那些大话不能当饭吃，教师的基本需求是刚性的需求，在这种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中国的教育将慢慢滑向深渊。”重庆市永川区的一名教师说。四川省一名刚参加工作的教师反映：“新教师的试用期为一年，试问《劳动法》中哪有如此长期试用的规定？”
  针对当时教师不断停课、罢教的情况，重庆市渝北区委书记刘光全曾经在2007年11月“各镇一把手、各教育管理中心主任、各校校长参加的安全稳定工作紧急会”上表示，“培养下一代是教师的天职，教师罢课就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不能误人子弟。”
  2008年10月末，川渝两地地方政府部门在应对教师的停课行动上也可谓“使尽招数”，除了一如既往的“劝慰、安抚、承诺”，也有“哪个学校再有此现象，校长马上走人”的话语，或者找老师单独谈话，恐吓说“如不上课我们马上请代课教师”、“年度考核不合格”、“降工资”、“调往乡下”等。 于是，在各种各样的自保心态和“经济承诺安慰”下，很多教师都偃旗息鼓了。
  “古人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一名重庆教师自嘲，“这次停课行动，由开始的教师争取自己的利益的正当行为，逐渐演变成了知识分子和当地政府的对立和矛盾，这是教师的悲哀，是文人的悲哀，是整个教育界的悲哀。”
     (注：除何世祥外，文中其余教师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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