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博弈从国泰医院被吊证开始。

　　7月20日，郑幼卿和厦门市卫生局3个有关处室的工作人员来到厦门市法制局，法制局一名处长给了他们一份关于“停止执行具体行政行为通知书”的意见，并说：“根据市信访局反映，因考虑到社会维稳，有200多名员工要就业和国泰的经济损失，决定停止执行具体行政行为。”

　　200多名员工？！郑幼卿“一下子跳起来了”，国泰医院哪儿有这么多员工？她当场拿出大量证据，证明国泰根本没有200多名员工，最多也就几十名员工。她还当场出示了一份去年9月国泰医院的工资清单，名单上也就90多人，而且就郑幼卿了解，工资清单上有的人根本不在国泰医院上班，只领工资。

　　郑幼卿向法制局明确指出，如果让国泰医院正常营业，将会继续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这种威胁无疑更大。

　　郑幼卿回忆说，当时，市卫生局有关处室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也分别向这位处长指出，医疗行业是一个高风险行业，当事方又是一家妇产医院，其医疗行为往往同时涉及两条人命。行政复议机关不具备对医疗专业风险的评估能力，应充分考虑有关专业部门（卫生局）的意见，并请复议机关慎重考虑其停止执行的决定，认真评估停止执行带来的社会风险。

　　然而，这一切并未让厦门市法制局改变意见，随后，“停止行政处罚执行”的决定产生。在厦门市政府《停止执行具体行政行为通知书》（厦府行复停[2011]1号）上，厦门市政府认为，申请人（即国泰医院记者注）以“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和社会矛盾”等为由，申请停止执行行政处罚，经审查，“本机关认为申请人要求合理”，停止该具体行政行为。

　　有了这份“1号文件”，国泰医院得以在被吊证的阴影下，继续接诊病人，然后筹划着通过行政复议彻底拿回执业许可证。

　　国泰医院的目的在9月14日基本实现了。这天，厦门市法制局的一位处长向郑幼卿和厦门市卫生局工作人员出示了关于国泰医院复议的初步意见：“经审查，案件本身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违法行为性质恶劣，且每项违法行为都够吊证；但考虑到‘跨科、聘非’行为没有造成明显后果和机构投资大，吊证会引起社会振（震）动，出现社会不安定因素，故决定不吊证，只就‘非法开展计生技术’给予吊证其‘计生许可’。”

　　根据郑幼卿回忆，当时，在场的市卫生局的处室领导和工作人员曾当场建议，将这个案件的复议提交厦门市行政复议委员会讨论决定，但被拒绝。

　　法制局副局长：“民营医院发展中总是有畸形的”

　　9月22日，郑幼卿还在厦门市卫生局与厦门市法制局副局长孙发明辩论了一番，但最终没能阻挡该决定的出台。孙发明说：“这个复议决定，市领导是综合考虑（过的），有200多名员工就业问题，为稳定大局，社会和谐稳定，要求给国泰一个改过机会。我已在昨天向国泰严肃谈话并告知复议结果不吊证，让它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以便今后规范。”

　　孙发明还告诉郑幼卿，执法要有灵活性，“目前国泰的整改态度很好，我个人看法（是）要求国泰负责人带队内部员工到市卫生监督所道歉”。而当郑幼卿再次将所有证据呈现在孙发明面前时，孙发明又说：“民营医院发展中总是有畸形的。”

　　郑幼卿知道，自己的调查是准确的，国泰医院的违法行为是清楚的，这两点，连厦门市法制局也认可了。既然如此，“为什么复议的结论这么牛头不对马嘴呢？说是为了维稳，那受害者要起了骚乱怎么办？”

　　国家的法律就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什么时候依法行政成了维稳的对立面？“真的束手无策了？”郑幼卿开始反思自己这一年的抗争。“我查国泰医院只不过是按照法律办事，从来也没想过要用什么激进的办法”。但查着查着，郑幼卿发现，手握法律的武器和确凿的证据，还是只能到处碰壁。尤其是从她得知国泰医院有可能“起死回生”以后，她的抗争方式越来越激烈。

　　几个月来，她以个人名义向厦门市委、市政府领导、各有关部门领导提交了《关于不能停止执行具体行政行为通知书的理由和意见》、《关于建议厦门市政府依法维持厦门卫生局对国泰吊证决定》、《为什么市卫生局集体作出吊证决定却关不了门》……

　　甚至，她还把这些材料寄给了中央、省有关领导等。她还向厦门农工民主党反映了情况，随后厦门农工民主党通过内部渠道向上面反映了情况。她是这个以医药卫生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民主党派的党员。

　　不过至今，郑幼卿的这些声音都没有得到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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