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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景行:李教授,政府在民生方面的投入,去年已经开始倾斜了,今年力度更大,它的含义是什么?
李炜光 :我看重的就是它战略上的重新调整,背后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的分配问题,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它要对基本政策做一些调整。
我刚从日本回来,日本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时候有一个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什么要做这种变化呢?就是因为它在维持了一段时间的经济的比较快速的增长以后,就形成了这种国民之间的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富的太富,穷得太穷,这种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非常严重。这个情况下就已经不能够只抓速度了,你要再去拼资源,拼人力,低工资,低成本的发展,已不能够保证增长质量了。即使要求还是原来那种速度,已经做不到了,而且社会开始不稳定。
你想社会贫富差距非常大的,这种情况不改变的话,中国将来的高增长是很难保持下去的。
日本当年看到这个危险了,所以它在政策上就来了根本性的调整,一下子把所有人的收入都往上增长一倍,使得低收入者一系列的问题都得到解决,社会的矛盾也开始平复了。60年代后日本迎来了经济起飞的阶段。
中国其实这些年的增长确实很快,即使是经济危机时它还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它的边际效益实际上在递减,你再求那样高速度的话,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比如说经济危机来了以后,不得不投入四万亿,甚至加上银行贷款十几万亿的巨量资金投入,才能换来8.7%这样的增长速度。而收入差距依旧,我们的经济结构依旧,产能过剩依旧。
我们现在有些政策实际上在挤压中等的阶层,中产阶级已经遭到挤压了,城市贫困者,每天人们就是拼了命的工作,收入不高,还得为房子或者是一些基本的生活去奋斗。这样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影响了人们的心情。
我们国家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你再往前走必须要调整基本分配政策。分配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分配权利,谁能决定这个分配,这必须要逼着或者是促使中国要走上民主和法制的路。
再有一个就是分配的具体的做法,比如说我通过财政、金融还有一些手段可以使得社会公平的速度加快一点,使得社会变得公平一些,它才能和谐。
蒋兆勇 :把房子当成普通商品炒作是政府严重失职
曹景行:蒋老师,刚才李炜光讲的这些问题,社会矛盾积累,从今天的政府工作报告看,解决的方向是不是已提出来了?
蒋兆勇 :我可能是学习的不够深入,这些年中国社会的具体利益冲突的高峰其实已经过了。为具体利益的群体事件数量其实是在下降的。
但是因为高房价问题导致的一些公民的不服从,就是说这些冲突就是向公共性和政治性演变,这是大众的情绪被改变有很大的关系。各个阶层有很强的一种被剥夺的感觉。有些甚至有绝望的感觉,这样子导致的社会冲突和危机却迅速在酝酿,这个我是比较担心的。
曹景行:解决的方向呢?
蒋兆勇 :高房价这样的公共政策设计是有一些很大的误区,我还没有看到很好的解决方法。
曹景行:这次报告当中提出,继续大规模实施安居保障工程,增进中低价位,中小套型的普通商品房供应等等。
这是不是表明中央政府现在是看到了您所说的问题,希望采取有力措施把大家不满、情绪不稳定的局面扭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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