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房队和钉子户角力造成非正常死亡事件--法宣网【fxw.name】

47岁的方鹏是江苏常州某拆房队小老板，在去年其承包的武进区一拆迁项目中，一名拆迁户被殴致死，凶手至今未查明；

46岁的童贻鸿是湖北武汉洪山区的拆迁户，因担心房屋被强拆，从楼顶扔掷水泥块和汽油瓶，将施工人员头部砸伤；

上周，两人分别被法院以“寻衅滋事”和“故意伤害”罪名一审判刑。天平两端的两个年龄相仿的人，均因拆迁获罪，两起单一案件，拆迁是镜像，窥见了今日社会冲突最强烈的双面。

拆房队与拆迁户，在中国式拆迁链中，是一组永恒的矛盾。由拆迁办、拆迁公司、拆房队、拆迁户四方组成的拆迁格局中，从确定项目到项目实施，处于末端的拆房队和拆迁户则短兵相接，而一旦发生非正常事故时，剧情大多体现到这两者身上。

对于拆房队而言，如何约束和控制？其边界模糊。从“全力配合”到“寻衅滋事”到自认为“替罪羊”的心态变迁，值得深思。

“拆房队”春秋

武进，江苏常州加快现代化建设的主战场。待拆的武进百货宿舍楼（下简称“宿舍楼”）A、B栋蜷缩在连片新楼间，显得格格不入，眼看就要被身后拔地而起的“外滩一号”吞没。

2010年9月1日，56岁的拆迁户盛有荣在这里被殴至重伤，3天后身亡。时隔9个月，拆迁办主任仍形容此案蹊跷，家属已对捉拿凶手不抱希望。唯一“落网”获刑的是“拆房队”，罪名是此前寻衅滋事，骚扰过拆迁户。

俨然已平息的事态，埋葬了他们迁徙而来的路径，抹平了他们内心挣扎的痕迹，模糊了他们食物链末端的位置。走近这群自认为“替罪羊”的拆迁执行者，才能触摸到热闹背后的真实逻辑。

曾经单纯“体力活”时代

“他都是一个失去自由的人了，你们连判决书都不给我？”5月20日，44岁的程宛如（化名）在武进区人民法院审判庭大厅里忍不住嘶吼。

一周前，她的丈夫、47岁的拆房队老板方鹏（化名）一审被判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和其他4名被捕的拆房者一样，罪名是寻衅滋事。他们去年春节后来到宿舍楼片区，本职为拆除，却在与拆迁公司、拆迁办的合作中承担了额外的工作，与钉子户演化出激烈矛盾。盛有荣死后，凶手至今未归案，他们成了唯一获刑的人。

1999年，当方鹏跨出安徽舒城的家门、投身拆除业时，程宛如绝未想到如今的风雨。

要不是担任县税务局干部的父亲早逝，方鹏的命运也许不至如此波折———本可以考大学，却提前被一家大理石厂作为优秀学生录取；厂子两年后倒闭，投奔税务系统，好不容易从锅炉工混成了办公室文书，又逢精简，回到了社会。

家住厂子旁的程宛如却相中了这个落魄的年轻人。在她眼里，方鹏有知识，思维与众不同；即使是后来的宿舍楼钉子户陈逸洁也承认，方鹏做事“讲究方式方法”。

失业的方鹏打起零工，比起每天在无锡工地上抬50块楼板，老乡介绍的武进拆除工作无疑要轻松得多，当然获得了程宛如的支持。夫妇俩至今没告诉老家人，在常州干的是拆房。无论当时或现在，这都不是本地人愿意干的体面活，拆除工人来自五湖四海，安徽、四川、河南……文化程度略高的方鹏逐渐跻身管理，2000年自立门户，安徽金寨人胡生彬就是那时与他相识。

“方老板负责拉活，就是从开发商或者其他包工头那里拿到拆除项目，别人已经把住户都清完了，我们拆就行了，不用跟人打交道，工具就两样，榔头和撬棍，靠卖拆下来的废品挣钱”，不爱讲话的胡生彬怀念彼时的简单，程宛如则说，当时拆房队与拆迁户关系良好，甚至还与他们同住一屋。

直到2004年舒城老乡、绰号“长毛”的黄国军加入时，拆除也只是份“体力活”，否则妻子班文洁不会同意他去常州，“以前我们都在杭州服装厂打工，萍水相逢，我生病了，他就陪我去看医生。他心地好、为人正直，根本不愿意做违法的事。”

那几年，武进区的年拆迁量都在100万平米以上，2005年更达到200余万平米；拆房者们的工作方式由人工进化为半机械———开挖掘机的河南信阳人祁占功由此成了方鹏的伙伴，祁的妻子何蕊勤说，丈夫“打炮头”（使用挖机拆房）的技术在常州数一流，为人又讲义气，方鹏每次一叫，就算睡下了也会起身前往。

异口同声地给自己贴上“农民工”标签的他们，正遇上了武进大举建设的高潮。2002年，武进撤市建区，成为常州建设特大城市的主方向；一批市、区重点建设项目相继在武进拉开帷幕，拆迁规模、范围前所未有。方鹏带领的拆房队顶峰时有100多人，年拆除量达数十万平米，规模在常州数一数二。

复杂格局“小狗”与“恶犬”

那是拆房队的黄金岁月，年入50余万元的方氏夫妇没意识到，约束与控制即将来临。

2003年左右，靠关系直接“拿活”成为过去，每项工程都举行招标。以去年的宿舍楼项目为例，一家具备资质的拆除公司以20余万元的价格中标，方鹏觉得有利可图，就加上三五万拿下工程。

方鹏与拆除公司之间，协议可有可无，但10万元保证金不可少，因为拆除公司也有钱押在政府主管部门手里。

拆除公司、拆迁公司和拆迁办构成了常州拆迁的格局。其中，政府手握保证金与招标决定权，与拆迁公司联系紧密、诉求一致；依附于拆除公司的拆房队在程宛如看来位居食物链末端，从无拘无束变为随叫随到，“有时要配合说服，有时要在现场待命，难缠的钉子户一旦谈拢，马上敲掉，就怕他回家又改主意；万一‘返签’了，要追究我们的责任、扣保证金。多了很多麻烦事。”

2005到2007年，武进面对的目标是“三年拆迁1000万平方米，争取1300万平方米”，方鹏则直面钉子户。这时，拆房队的位置显得尤为尴尬。程宛如对2007年的一幕记忆犹新———他们得到命令进场时被几个本地人拦住，“这地方不拆”；被子和锅碗瓢盆被一股脑儿扔进河里……推搡中，她的包扯开条大口子，可她脑中一片迷茫———“打我们干吗？”

从此之后，拆房队与钉子户间的冲突成了家常便饭。最常见的是，从工作组或拆迁公司得到指令，某房可拆，到了门口却遭到阻拦，有时是房根本未签约，有时是钉子户作梗。

程宛如将自己比作“小狗”，主人们说了就要听，也惹不起拆迁户；她和丈夫总结经验，“每次多去点人，就不会被打。”陈逸洁则斥拆除队为恶犬“帮着作恶”。

“小狗”也好，“恶犬”也罢，都逃不过意外的风雨。2003年末，两名工人在一起垮塌中身亡，方鹏赔偿家属50万元、被政府罚款2万元，一年的辛劳都付之东流。程宛如曾在一次台风中被土墙掩埋，骨盆8处骨折；儿子为了帮一户好不容易签约的钉子户尽快搬家，遭遇车祸，腿部粉碎性骨折。

压力与风险下，拆房队的内部机制起了变化。2006年前后，同为舒城人的黄国军、胡生彬、李世勇、黄继定、常超在方鹏的牵线下走到一起，入了股份。5人小组外加一位投资者凑了56万元，每股8万元。黄国军占2股，做了组长，其余人各占1股，方鹏肩上的担子得以转嫁。

“方鹏拿到活后，黄国军用凑起来的钱交一笔保证金，带着组员干活，最后看废品卖得怎么样，好的话我们多分点，亏本了我们承担”，程宛如与方鹏只巡视安全状况，组长成了各自工地的实际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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