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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活动
当时，劳动教养的一个普遍做法是将劳教者下放到农村劳动，张振华也不例外。1956年12月7日，他被任命为劳教处的一个大组长，他兴奋地写道：“宣布了振华当大组长。不能找理由拒绝，因为这是党的工作，即使是劳教生活也应该尽一切能力负担起来——协助行政干部把生活搞好。这是最具体没有的党所给予的任务了。”
没多久，他下乡支援农民春耕，工作包括担土、筑堤等。他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如何带领自己的组跟其他组展开劳动竞赛，争夺劳动红旗。活动结束以后，劳教处对他评价不错，认为他“劳动情绪一贯饱满，积极肯干”。他很高兴地把全部评语抄到了日记里，说：“自己总算没有在火热朝天的支持春耕活动中浪费和虚度了一分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不过，因为身为组长，他也面临着身份上的尴尬：一方面，他是劳教人员；另一方面，他又要管理其他劳教人员。这种尴尬不时给他带来痛苦。1956年12月1日，大概是有个别劳教人员说他是“叛徒”，他在日记里愤怒大骂：“流氓地主分子，生活会告诉人们谁是工人阶级的叛徒的！”下乡支援春耕期间，他还遇到了以前的朋友，朋友热情地邀请他到家做客，他不敢去，也不敢透露自己已经是劳教人员。
没多久，他又被派到收容队去收容其他劳教人员，遣送他们下农场进行劳动教养。1957年9月3日，他负责了第一次接收任务，记录如下：“共来了43名，女的6名。这几十人当中情形是这样的：衣服破烂不堪，长头发。有的只穿裤衩，被子啥都没有。这批人走进宿舍不到5分钟，整个宿舍都臭气冲天，味道难闻。据初步了解，成分有：医生、流氓、走私犯、妓女、反社会主义坏分子……应有尽有，管理这批人看来是相当困难的，但有领导有组织在支持，相信一定能够把他们驯服。”接受工作不容易做，这次接受工作就出现了逃跑事件，幸好发现得及时才没出乱子。为此，张振华专门写了一份报告交给上级领导，后来还自己总结了接收劳教人员的8条经验。
据《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检讨与改革》一书资料显示，从创建劳动教养制度到1957年“反右”之前，被劳教的人数，全国不足1万，但是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之后，猛增为数十万人。当时，劳动教养被当作处理右派的主要手段。
这种影响，张振华的日记也有体现。1957年11月30日，张振华写道：“今天上午走(指遣送下农场劳动)了30人。在22号的那天，也走了20人。前后合计，11月份已经走了97人。这个月送走的人是比10月份少了一些。按规律说，是合乎逻辑的，不能理解为越送越多的。肯定地说，12月份送走的可能比11月份还要少点。如果多，也多不了多少。原因是在社会清除的坏分子毕竟会日益减少的。当然，这是指浮面的坏分子，而隐藏在社会各个角落的坏分子目前正在搜索出来，如果按总数目来计算，肯定地说，尚差得远，未达到10%。具体地说，尚有捌仟任务要努力。这个数据有它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党是根据现实的社会条件估计出来的。××市人口约160万，九千坏人的数目需要劳动教养是符合现实的，也即是说十七人当中有一个人要被劳动教养。对于某市这样的一个沿海大城是现实的。同时，实际上也从犯罪人群中相对地减少了一部分……只要及时收容教养，社会的治安就显著好转，同时也很好地制止了盲目流入城市的不安于农村生产的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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