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有关、有用、有趣的历史
法治周末:公民写史,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经历以及主观的感受,这种方式能否呈现历史发展的脉络?
唐建光:这个从最小的层面来说,个人可以记录自己所亲历的、见证的一些历史,或者仅仅是一些记忆的碎片。就像以前写日记,也是一种历史记忆。作家十年砍柴曾经说过,他记日记,当时有些无心的记录,后来变成一些事情的见证。
现在人们的生活记录越来越公开化,用微信、微博,一方面记录了很多历史碎片,使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都被记录下来,另一方面也许会使得我们连续的、严谨的、如实的记录越来越少,但至少现在我们有这个工具和可能,把我们过去亲历的记录下来。
法治周末:如果连续的、严谨的、如实的记录可能越来越少,那如何保证历史的真实性?
唐建光:历史记录如果放在少数人手里,那么个人就会影响历史的真或假,但是如果放在全民性的记录里,那么他们的记录会互相印证、互相补充、互相证实或证伪,这样就会无限的接近历史的真实。
只有把这些多数的、原子式存在的个人和这种原始的、点滴的记录汇集起来,才可能形成一个网络化的、全面的历史记录。继而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素材,为国家和人类提供一些历史经验。
法治周末:能否概括一下你想呈现给人们的历史?
唐建光:我们在我们举办的活动——历史嘉年华时,提出3个词:有关、有用、有趣。
“有关”指的是,以前看的历史更迭、皇家记载等这些是和自己无关的,但是通过“我的历史”,就会发现历史和“我”有关了,和我的经历、我的家族、我的父辈以及我的地域有关系。
“有用”就是当下,无论是大到国家层面还是小到个人层面,或商业层面,都可以发挥历史的价值。
“有趣”。传统的历史都是比较严肃、死板、相对宏大的,但是当历史涉及到一些细节方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有很多有趣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方面,在我们以及一些同道的共同努力下,历史能够更多的引起公众的兴趣,这个趋势是加速的。
离开《看历史》的日子
法治周末:从《看历史》离开,外界有各种各样的解读,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离开的?
唐建光:当时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一个是发展的方向,一个是经营的目标。发展方向是这个杂志往哪个方向走,是尽可能地保留杂志的主流和高端,还是更多地讲求一些趣味性、通俗性;进一步的一个问题就是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候实现盈利。
法治周末:离开《看历史》后,仍旧选择以历史为业,是一种职业惯性还是想证明什么?
唐建光:是一种尚未实现的事业吧。我从最初做社会新闻,到时政类的杂志,再来做《先锋国家历史》,发现其实历史是有所沉淀的,有些东西不受时效性的限制,可能隔得越久,越有一些积累,看得越透彻,所以我继续做与历史相关的事情。
做纸媒,只是历史传播的一种方式,甚至可以说是局限性很大的一种方式。所以离开纸媒之后,选择了数字媒体,包括我们现在做电子杂志、图书、纪录片、文化活动等项目。这一方面是历史事业的继续,另一面是扩大了历史事业的传播面。
法治周末:现在看来,你选择的数字媒体传播历史事业的效果如何?
唐建光:传统媒体日薄西山,在两三年内会面临真正的媒体大变革,传统媒体会以某种形式存在,但是会让出其主流地位。
新媒体会给所有的内容提供一个更好的机会。在传统媒体中,且不说它的阅读形态,就说它的生产方式,不论是报社、杂志社、电视台,都是以自己的采编人员组织生产为主,只有少量的外稿。它是封闭性的体系,在内容上,读者是不是喜欢、是不是感兴趣,它是没有事先了解的。
在新媒体状况下,读者和内容生产者两头是打开的,他们之间存在内容上的互动。读者可以参与内容的选择,还可以在评价中互动,甚至也可以参与内容的生产。
法治周末:能否以你们的杂志为例具体谈一下?
唐建光:我们的杂志内容不只是编辑部的十几个人在做,而是我们联合专业的和非专业的人群,比如作者、插画师、摄影师等,就是一切可以有助于我们去作出历史记录和能出好作品的人,都可以联合在我们这个新历史合作社的平台上。所以我们只是这个产品的发起、策划、组织和运营者,真正的内容是来自这些合作者。
我们希望的模式是,我们在做选题之前,会向用户征求意见,我们把选题初选出来之后,可以在阅读平台或者微博、微信公开,看读者的兴趣,以判断选题的价值。
第二个,在生产过程中,读者和作者是相通的,好的读者水平并不在作者之下。比如说某个读者对一个问题很有心得,有资料,同样也能参与到写作之中。产品出来之后,读者还能参与到修改、评价之中,我们可以对作品进行增补、升级。
历史在中国有很大的空白和盲点,不仅仅指内容,也包括传播。而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对历史感兴趣,无论是阅读,还是参与记录。在数字媒体时代,我们的历史作品一出生就活了,可以被传播、被修改、被补充完善。它是一个活态的作品。我们获得作者的授权,在若干年内可以以各种形式来生产和传播这个历史产品,让其中的历史价值得到最大范围的传播。 上一页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