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不如死”就是给我发明的

　　新京报：和癌症抗争，做过很多努力吧？

　　吴树梁：是挣扎，想过各种辙，得绝症的人大体都会有个没头苍蝇的阶段，什么办法都想试试，希望突然有个神方偏方什么的。

　　有人推荐广西有个叫巴马的长寿村，好多癌症患者去了那病情都缓解甚至痊愈了，我去那儿呆了三天就回来了。

　　新京报：为什么？

　　吴树梁：哪有那么神奇？那地方确实集中了大量的癌症患者，但也有很多医托、药贩子。

　　新京报：规规矩矩地接受治疗了，真正的痛苦也开始了。

　　吴树梁：得病后的半年多经过了7次化疗，一次比一次难熬。后来身体承受不了化疗了，就只能靠靶向药物抑制癌细胞的扩撒，但疼痛越来越难以承受。

　　新京报：那是怎样的疼痛？

　　吴树梁：这么说吧，你现在拿把刀在我身上划几刀，我绝对能一动不动。我一天要服用24粒吗啡，别人说这几乎是致死量，但有时候还是抑制不住那个疼。

　　新京报：平常你靠什么抑制这样的痛苦？

　　吴树梁：疼痛大多是在晚上，疼起来就蜷缩成一个团，到处划拉止痛药，那时也不管是24粒还是42粒，哗哗倒进嘴里就往下咽。一般这个过程大概会有六七分钟，这六七分钟是疼得没有意识的。

　　我们癌症患者交流，就觉得“生不如死”几个字是为我们发明的。有癌友就是这么活活疼死的，我怕我也会那样。

　　一定得熬到妻子户口下来

　　新京报：死亡和妻子的户口下不来，哪个更让你恐惧？

　　吴树梁：两年了，我比最开始医生跟我说的，多活了不少时间。现在对死亡没那么恐惧了，我心态还算好，我知道目前国内跟我情况差不多病情的最终坚持了8年，盼望自己也能坚持得更长一些，即便没有那么长，也一定要熬到妻子的户口下来。

　　如果她没有这个户口，我不敢想象她们娘俩会过怎么样的生活。我不怕死，我是怕她们娘俩不能好好活。

　　新京报：儿子会跟你交流你的病情吗？

　　吴树梁：不会，他才11岁，好像比较回避这件事，但我之所以能被外界关注到，还要感谢儿子2013年的一篇作文，他在作文里写“我愿意用全世界的好东西，换爸爸活着。我希望爸爸妈妈永远和我在一起。”

　　新京报：得病之后发现很多没来得及做的事情？

　　吴树梁：我生病之后，很多慈善组织和义工团体帮我们，之前身体允许，我就跟他们去做义工，我特别高兴能够帮到别人。从这点来说，深圳是个很温暖的城市。

　　再有就是，我和妻子来深圳这么多年了，但凡收钱的景点我们都没去过。一家三口去得最多的就是住处周边的免费公园。

　　新京报：如果现在你身体允许，你最想做什么事？

　　吴树梁：跟妻子带儿子去趟野生动物园。很久以前就答应儿子要带他去，可动物园的票要100多块钱，当时觉得他小，盘算着等他有记忆了再去。

　　现在，我特别怕这个承诺最终我做不到。

　　新京报记者 卢美慧 深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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