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他真有罪，自有法律去制裁他，难道就可以这样胡乱打死了之？”八十高龄的李树红老人无法压抑自己的悲愤。老人所指的“他”，是最疼爱的孙子。4年前，宣威市三名民警在执行一次传唤其他犯罪嫌疑人的任务中，将这个25岁的年轻人带走。此过程中的细节颇有些争议，但没有争议的是，三民警用拳脚和胶木棍及金属线等器械，实施了“持续十多分钟”的殴打行为，“直到他没有反抗能力，动弹不得”。之后，年轻人死了。尸检报告显示，尸体表面“广泛性皮下淤血”，面积达9264平方厘米。检察机关指控三民警滥用职权，并认为殴打行为系死亡的直接原因。但经过两审判决，三民警被宣告无罪。

执行传唤任务 把他打得“不能动弹”

　　2004年2月6日，正月十六。宣威市公安局宛水分局接到一起报案，住在宣威市榕城粮管所出租楼二楼的侯某称家中被盗。根据失主所说的情况，盗窃犯罪嫌疑人很快被确定为住在同一栋出租楼三楼的李兴辉。晚上，按照分局副局长吕伟的指令，高连友、彭文盛、周磊三名年轻干警带着传唤通知书，外出执行传唤犯罪嫌疑人李兴辉的任务。三人来到榕城粮管所出租楼，敲开了三楼一个房间的门。里面有一个男青年，后来查明，此人名叫李培卫。

　　民警高连友说，当时他们三人亮明身份，对此人进行盘问，此人自称就是李兴辉。于是，另一民警周磊拿出传唤通知书，让其在上面签字。对方一看就傻眼了，立即改口说他叫“陈力”，不是李兴辉，并拒绝签字。无奈之下，高连友只有在通知书上注明“本人拒绝签字”。

　　见屋内有些东西与失主侯某报警所说的失物比较相似，民警周磊下到二楼，找来侯某辨认。侯来一看，称电饭煲、煤气罐等物确系其被盗之物品。三民警由此初步认定，此人就是要传唤的嫌疑人李兴辉。

　　据三民警称，刚下楼，被误为李兴辉的李培卫就拔腿“逃跑”。他们立刻展开追捕。整个过程持续了十几分钟，李培卫被打倒在地，“不能动弹”。之后，被押回宛水公安分局。在进分局院子经过水龙头时，民警周磊让李培卫就着自来水洗了洗脸。之后，周磊外出去接自己的女朋友，高连友和彭文盛则对李培卫展开审讯，直到凌晨两点。紧接着，彭将李培卫带到值班室看管。凌晨四点，高连友前来换班，见李培卫“闭着眼睛坐在凳子上，没有讲什么话”。

　　上午九时许，恍惚中的李培卫突然说胸口很疼，有人送上几粒“芬必得”，但他吃后十几分钟依然喊疼。稍后，挣扎中的李培卫被送进宣威市人民医院。简单的抢救后，他停止了呼吸。

　　尸检报告显示：可以排除各种有毒物质中毒的表现。死者双上肢、双下肢及背部广泛性皮下淤血，面积约9264平方厘米，另外，顶额部头皮下也有淤血。结论：李培卫系外力所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一万元丧葬费 “出于人道主义”考虑

　　得知死讯的第一个家属，是李培卫80岁的爷爷李树红，是警方打电话到西泽乡马嘎村村公所，然后辗转通知到他的。

　　“我们家怎么就这么苦啊！”老人痛哭失声。这位老人小时候曾读过两年私塾，头脑还算比较清晰，而他的儿子和儿媳都是文盲，显得更加不知所措。

　　李加正夫妇都是当地农民，共生了三子一女，李培卫是老二。在全家人看来，他是脑子最“最灵光”的一个孩子。李培卫出生于1979年6月，由于家里穷，上到小学五年级就辍学了。20岁前后，独自到宣威城里打工，攒了一小点钱，考了驾驶执照。到2003年下半年，李培卫帮人开上了出租车。这份工作，对于他和家人而言，已经觉得相当不错了。“老二偶尔会拿点钱回来给我们，还算是个蛮孝顺的孩子。”母亲余冬莲说了这句就不停地哭。

　　车没开多久，李培卫又失业了。2004年的春节，母亲余冬莲听说老二找到了女朋友，高兴极了。过完年，李培卫就从乡下到宣威城找工作，几天了还是没着落。等到爷爷李树红再次见到孙子时，孙子已经是一具尸体，而且“全身没有一处是好的，全都被打坏了。”

　　当地的一位律师得知此事，出于义愤而无偿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由于该案属于“直接向公安机关叫板”的恶性案件，这位律师有诸多顾虑，称不便披露其具体身份和真实姓名，为报道方便，姑且以“X律师”称之。

　　经过X律师与当地公安部门的艰难交涉，死者家属终于拿到了“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而支付的一万元丧葬费。在死后的第129天，李培卫终于得以下葬。
二审维持原判 三民警不构成滥用职权罪

　　在案发两个多月后的2004年4月，高连友、彭文盛、周磊三民警陆续被采取强制措施，月余后，又一一被准予保外候审。宣威市人民检察院以滥用职权罪，对本案提出公诉。

　　知情人士透露，三被告民警均是警官或司法类学校毕业生，接受过专业的法律知识教育。其中，最大的高连友出生于1979年6月，案发时25岁，与被害人李培卫同龄；最小的是彭文盛，案发时仅20岁。

　　关于对李培卫实施追捕的过程，三名被告均承认使用过胶木棍等工具对其进行殴打和“制服”。直到他没有反抗能力，动弹不得。整个制服过程，大约持续了十分钟。

　　三被告案发前所在单位宣威市公安局宛水分局副局长吕伟，向法庭提交证词，证明其三名属下当晚确系奉其之命，外出执行传唤犯罪嫌疑人的任务。三被告及其律师的辩护思路，也围绕着这一核心观点展开。他们称：三被告的行为是在执行公务，法律规定民警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有使用相关警械的权利，该行为是依法进行的，不存在滥用职权。至于对李培卫逃跑和袭警的行为进行武力制服，属于警察职责的延伸。而李培卫在这个过程中受伤并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三被告迫不得已采取制服手段才形成的，对于被告而言，这同样不构成滥用职权罪。

　　经过一审，宣威市人民法院判决三民警无罪。2005年1月21日，宣威市人民检察院以宣检刑诉抗字(2005)第1号抗诉书提出抗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三被告在行使职权过程中，未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法定程序，就对李培卫实施强制措施，三被告的行为超越了法律法规赋予的权利，且造成了严重后果。三被告在制服李培卫的过程中，使用胶木棍等物进行殴打，导致李培卫因外力所致创伤性休克死亡……三被告滥用职权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依法改判。”

　　针对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该院反驳：三被告在依法传唤犯罪嫌疑人李兴辉时，发现李培卫所住房间内有被盗物品，遂将其带出寻找其他同住之人。该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没有超越法律所赋予的职权范围，故抗诉理由不能成立。

　　2005年5月，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宣判：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家人眼中的孝子 “偷牛王”的得力助手

　　在家人的记忆中，李培卫显然不是个坏人，人都已经死了，他们不愿再听到关于他的半句“坏话”。但记者通过调查，还是发现了被他们忽略的李培卫的另一面。

　　李培卫的同乡李树培是出了名的“偷牛王”。1999年10月，他邀约李培卫一道，接连在马嘎村委会岩头村偷了4头黄牛出售。钱花完后，他们又一起偷了4头。据估价，8头耕牛价值人民币24600元。2001年10月4日，李树培正牵着一头偷来的牛和买家谈价，很戏剧性地被老牛一路拉着跑到了主人面前。当日，李树培被刑拘，同年底，他被宣威市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

　　以总共盗窃了44头牛的“纪录”，李树培在乡里被人愤懑地称为“偷牛王”。根据2004年9月5日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偷牛王”时所披露的案件事实，李培卫曾参与其中偷过16头牛，堪称是“偷牛王”李树培的得力助手。这次，李树培被取消缓刑，判处有期徒刑12年。但被法院认定确实参与了偷牛的李培卫，当时并未归案，更没与同伙一起受到审判。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事实，并没被列入三民警被审判的刑事判决书中。但该判决书中提到李培卫曾经于2003年7月25日，被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三年执行。其家人称，这次“前科”，纯粹是被“脑子有点问题”的四弟连累的。

　　“可是，即便他真有罪，自有法律去制裁他，难道就可以这样胡乱打死了之？”李培卫80岁高龄的爷爷李树红不停地追问。　本报记者

□ 律师说法

　　此前，李培卫家属虽然八方反映、上访，但尚未通过司法程序来主张赔偿。原因在于，只有在确认三民警有罪的前提下，才可能申请国家赔偿。“而确认三民警有罪，唯一的渠道就是启动再审程序，对整个案件的性质进行重新界定。”其委托人X律师称，他不日即将赶到昆明，向省里有关部门提交相关的申诉材料。

　　该律师分析：终审判决中将错被三民警追捕、殴打的李培卫称为“犯罪嫌疑人”，是故意混淆视听的一种做法。在李兴辉涉嫌盗窃的案件中，李培卫是并不相干的案外人，仅仅因为二人租住在一起，三民警在李培卫也就是李兴辉的住处发现了赃物，就错误地将李培卫当作了犯罪嫌疑人。“另外，从传唤嫌疑人的法律程序上来说，必须持有传唤通知书才合法，而三被告民警却拿着传唤李兴辉的通知书，把李培卫给强行带走。这种情形，难道还不叫‘抓错了人’？”X律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