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中央电视台记者曾前往榆中采访此事。

    5月24日晚上，榆中县委宣传部对此事进行连夜通报这起事件，并向《兰州日报》《兰州晚报》《兰州晨报》等媒体发送该稿件，但并没有向《西部商报》记者发布这条信息，包括我和当晚介入此事同事，以及榆中县长期跑口的时政部记者均未收到通报信息，导致对该条新闻负有采写责任的我和另外一名同事出现漏稿，并按照报社管理规定，需要承担相应责任。

           报社部门相关领导首先向和榆中县宣传部对接的时政部跑口记者询问未得到新闻通报的原因，时政部记者在与榆中县委宣传部人员沟通过程中得知，不向《西部商报》通报此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我当天晚上发了微信。

       来自榆中县宣传部相关人员的说法是，当时通稿形成后，他们把向媒体发通稿的事情向县上的领导和市委宣传部的领导进行了请示，由于西部商报的记者当天晚上发了微信，产生了不良影响，领导有些不满意，县上领导和市委宣传部都有不向西部商报发送通稿意思，后来就没有向西部商报发这个消息。

       由于几天前采访受阻加上重要信息的漏报，5月25日上午，我还在进一步前往榆中挖掘此新闻的采访途中，就将相关部门不予发布通报导致漏报的消息发布在微信朋友圈。随后，我接到兰州市委宣传部人员打电话，要求我删除微信，我随即删除此微信。

       5月26日上午10时30分许，我接到兰州市委宣传部新闻处处长李泰柱电话，说邀请我到他那里坐坐。

    “老听你的名字，但是没有见过人，你过来到宣传部我俩坐一坐，就聊聊天，以后也就认识了。”谈话中李泰柱和颜悦色，语气显得非常友好。

       面对要求聊天坐一坐，我略有所虑，并且对这种未通知单位的“约谈行为”表示怀疑，但李泰柱电话中说“根本不是约谈，而是我们俩的私人交流，就我们聊聊，你不要怕，宣传部不就是记者娘家人吗？”

       当时从李泰柱的语言语调中，感觉到宣传部和记者平等交流，善意对话的姿态。我随后前往兰州市宣传部寻李。但令我想不到的是，我却进入了一个早已被设置好的，一个市委宣传长官对新闻记者的高高在上的训斥和责问的圈套。

         当我和李泰柱坐了几分钟，他随即外出让我坐一会，过了几分钟后，他进来突然说，朱部长要见我，我匪夷所思。 

       难以推辞的我被他带进了兰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朱建军的办公室。房间里还有一位榆中县委一位领导坐在沙发上，进门之后，我潜意识感觉到，一场越权的“审问”场景已经拉开。

         坐在主办公桌上的朱建军给我用他泡好的小茶壶倒了一小杯带有色彩很浓的茶水，放在他桌子的一角，说“你的”，我说我不喝茶。而桌子的另一角，摆放着榆中官员的茶水。我 随后与榆中这位常委同时坐在沙发上。

          尚未坐稳，朱建军副部长说“好，你说吧！”

        由于这种召见太过仓促，我不知道该想他说些什么，既然如此，我就从头说起，我从头讲述了采访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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