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滩水电站工程进展顺利，而库区移民的生活也被彻底改变
 
　　文/本刊记者 胡雄
  　　广西龙滩水电站的确给当地的企业带来了效益，给当地政府财政带来了丰厚的财源，但是失去良田和房屋的移民却付出了重新从零开始的代价
 
　　从南宁坐车，沿着山腰公路颠簸六个小时，终于到了闻名遐迩的龙滩水电站库区。
　　近几年，红水河流域水电开发被誉为西南地区继南昆铁路之后，又一项上规模、见效益的工程，而投资330多亿元、号称亚洲第三的龙滩大型水电站则无疑是个中翘楚。
　　龙滩水电站所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天峨县原为老少边穷的国家级贫困县。电站开工前，县财政收入只有2000多万元，多少年来一直止步不前、入不敷出。但龙滩水电站建设近十年来，对各行各业的拉动很大，各路投资纷纷跟进，2007年县财政收入已经超过两个亿。
　　水电开发给开发企业带来了利润和效益，但当地农民的却付出了从零开始的代价。他们有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生产生活的保障如何？背井离乡的失落感和不安全感是否已被填补？龙滩水电站的建设，到底有没有实现帮助移民脱贫奔富的初衷？《中国财富》记者从走访的水库围堰区、集镇及数十个安置点得到的答案是，
　　龙滩库区移民仍在“先进的电站、落后的库区”的移民怪圈内艰难度日，“搬得出、住得下、能致富、有发展”的愿景至少暂时没有实现，大量原本安居乐业的农民失去良田和房屋之后，生活水平严重倒退，而且至今看不到明确的解决出路。
纳良屯：
良田淹了，孤岛村寨何处谋生
　　前往纳良屯的水路上，不时能看到几只白鹭扑棱棱地从船窗旁贴着水面掠过，有力的翅膀拍打起一层层浪花，继而迅速向岸上的树丛飞去，留下悠长的鸣叫在幽谷回荡。
　　船工说，过去的红水河上连小水鸟都很难见到，现在龙滩水库蓄了水才引来白鹭。前不久他从县上听说，随着水位继续升高，整个库区将变成比浙江千岛湖还大的内陆湖。
　　一个外来人眼里的库区，沿途风光旖旎，景色不逊桂林、三峡，但纳良屯村民眼里，旖旎的湖光山色则完全是另一番意味——巨大的水面隔断了他们与外界本已稀疏的沟通。他们说，过去他们由公路前往天峨县城大约需要四个小时，现在公路已经沉入水底，只能坐船，而坐船则差不多要一个白天才能到达。
　　纳良屯行政上隶属下老乡圭里村，与贵州省黔南州罗甸县仅一河之隔，南与百色市乐业县交界。作为天峨县移民的最后一站，从去年底开始，纳良屯的农田和村庄一点点被水淹没， 2008年4月份全部完成了“后靠”（让移民搬迁到半山腰上生活生产）。
　　屯里近百户村民平时交流全部用壮语，很多人连广西当地的桂柳话都听不懂。语言和信息的闭塞，反而使得此前移民工作组的收尾工作进展得异常顺利。
村民普遍认为自己是被“赶”到山上的，没有政府的人来跟他们做工作。“他们下到我们寨子里来之后，就催促我们收拾房子准备搬家，反正到日子水就淹上来。”当时工作组用国家移民政策的原话保证：“政府对移民的生产和生活负责到底，肯定让你们保持原有的生活标准并有所提高！”有了这样的承诺下，村民选择了服从。
　　从多个村民的讲述中不难发现，不少纳良人是稀里糊涂配合移民工作组完成了向高处转移的。搬到半山腰后，水一点点漫过村民祖祖辈辈耕耘生活的良田和老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彻底被改变了，他们心里才有点儿发慌。
纳良屯有近1/3的双淹户（田地和房子全被淹没），他们目前大部分住在木板棚里。木板棚建在半山腰上，每两块木板之间的缝隙都有一指多宽，白天透光夜晚透风，透过一些住户的“地板”往下看，居然可见陡峭的山崖。多年来，村寨里各家各户过的是一成不变的稳定生活，住的是祖辈留下来的老房子。因为盖房子的石材运输不便，此前很少有乡亲盖新房。
 
    但没有盖房经验显然不是双淹户们住木板棚的原因。纳良屯移民们的心里有一个念想，那就是淹没之后，政府肯定会来补偿一大笔钱，而这笔钱就实现“保证现有生活并有所提高”的愿景。
    可是，移民完成已近一年，大部分双淹户只领到二三万元的补偿款，而这个数目远远不够盖新房。
    接着，单淹户亦渐渐感觉出生活的改变。一些村民原来想，政府一定是先组织搬迁，然后再组织村民生产，可他们告诉《中国财富》记者，印象里一年内县上只派人下来过几次，除了移民初期督促大家尽快完成“后靠”，就是今年春天来为新的村小学选了校址，而新的小学至今不见影子。
    不用每天种田了，县上又没人来告诉村民以后如何生产开发，寨子里就更寂静了。男女老少每天困在半山腰无事可做。移民后，全寨人吃的是往年的余粮，以往自种的青菜开始需要去很远的集市上去买。这种只出不进的生活过去了大半年后，村民们发现生活开始捉襟见肘。
    村里读过书的年轻人偶然在移民宣传手册上发现，政府每个月还给每人 50元的后期扶持补助。可是全纳良屯没有一个村民拿到过手册上许诺的钱。几个村民划船到下老乡政府去问，乡里说，补助款还没给办下来，继续等吧。
    于是村民们又花了每个人60元的船费到了天峨县城，找到移民办咨询为什么补助还不给发放。相关人员拿出了《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见》告诉村民，这50元的标准是按文件制定的，可不能怀疑政策。“你们太懒了，怎么能想靠这点钱去解决温饱呢？你们要自己想办法去赚钱！”村民这样复述移民办某领导的原话。
    移民之前，纳良屯的村民们祖祖辈辈靠的就是种田种菜，这几乎是他们全部的生存技能和生活来源。刚刚三十而立的村民韦立群曾尝试过“自己想办法去赚钱”，但最终空手而归。
    两年前的夏天，韦立群决定外出打工，去“赚点大钱”改善家里窘迫的生活。经过两天一夜的紧赶慢摇，他来到了上海，从火车站出来又坐错了车，稀里糊涂被拉到了浦东，到后半夜才找到打工的地址。好不容易窝在厂门口等到天亮，但因为他几乎不会说普通话，当时就被招工处打发掉了。几天后他已经身无分文，几乎流浪街头，后来是一个广西老乡借给他160元钱，让他又坐上慢车前往浙江某小城市找另一个老乡求助。到了浙江，韦立群到老乡打工的工厂里艰难地卖了几个月苦力，最终因为没有技术、不会普通话而被解雇，黯然回到纳良屯，之后娶妻生子。
    后来，农民开始吃力地研究起自己应得的补偿款。
    记者看到的村民出示的补偿手册上，没有标注任何实物指标的补偿数据，各农户的菜稻田、水田、旱地、用材林、经济林等具体的补偿数额都没有填写。村民们说，他们亦没有看到移民工作组上墙公示过。今年
    4月底，按政府要求“后靠”搬迁完成后，村民先后领到了部分补偿费，但村民说，乡政府移民站只通知他们去领补偿费，但具体是哪一项的补偿费、本来的补偿费是多少，却不公示。领导只是训斥说：“不用问得那么具体，我们都能按规定给你们！”
    几次向乡里和县里反映意见碰壁之后，村民们向上面反映意见时，措词变得更加小心翼翼。他们在反映材料里写道：“（政府没有公示）或许是由于我屯属后一批搬迁，时间紧迫来不及，我们都是老实守法的农民，我们没有参与集体上访的行为，我们只希望通过正常程序由政府为我们解决问题。”
    移民曾给纳良屯人带来“走出去”的希望，他们渴望搬到码头和集镇去，甚至想象着让子孙后代成为城里人。但是他们的希望很快如他们的良田和老屋一般被淹没。到县城长达数小时的曲折路程、五六十元的高昂船费让村民们望而却步，他们变得更加闭塞，沦为孤寨中的闲人，等不到任何生产开发的消息，后期扶持的
    50元补助从未发放，一些村民已经开始动用发到手的部分补偿款。
    韦景光老人再过两年就80岁了，没有到过县城，更不知道什么是奥运，淹没前的责任田是他全部的人生回忆。通过晚辈的翻译，我们从老人的讲述中了解到那片被淹没的责任田曾经是怎样一块肥沃疏松，润而不涝的良田，水稻、辣椒、豆角……田里一年四季耕种不停。老人说，之前连河滩旁的荒地都能种出东西。十几
    年前的一个夏天，一个嫁到村里的贵州女子偶然从娘家带来早玉米品种在河滩上种植，结果不但丰产，而且比黔南州各县市的玉米早熟半个月，卖上了好价钱，从此引得村邻纷纷效仿，红水河沿岸净是白茫茫一片玉米地膜，煞是壮观……
    而今，那片良田只能留驻在老人的回忆里了。他家里的余粮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偶尔掺些米糠吃。年近八十的老人依然清楚记得，最近一次吃糠是在闹饥荒的1959年。
下老乡：
旧房拆了，移民何以安居
    见面以前，下老集镇上的移民们通过电话告诉《中国财富》记者，他们已经沦为难民。当记者走进下老集镇村民的新安置点甘满，看到那一排排已经住了两年的移民窝棚，才理解了移民夸张形容背后的隐忧。
    由于下老乡政府谢绝了采访，记者只能从众多下老村民的讲述中一点点还原下老集镇的移民往事。
    下老集镇旧址海拔为300～340米，原有200多户农民，因为是乡政治、文化中心，下老集镇的农民的日子比纳良屯要红火得多。
    2006年起，作为天峨较大的移民乡镇，下老开始了第三期移民。同年6月，乡里成立了移民协调处，确定了
    5个移民代表，与县移民办的领导一起规划，最终确定甘满作为安置点。
    协调处的决定遭到了集镇上大部分移民的反对，因为甘满离林区有近7公里之遥，马上就要失去土地的农民更希望离剩下的一点林地近一些。另外，甘满地势比较陡峭，此前山体滑坡严重，移民们认为那里非常不适合居住，觉得距林区3公里一个叫岩念的地方更适合聚居。
    但移民们的意见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县移民办坚持把安置点定在甘满。这导致移民们和县移民办、乡协调处的关系迅速恶化。移民们说，协调处的5个所谓移民代表根本就不是群众选出来的，新安置点的选址根本没有征求过群众意见，政府文件上所说的“选址经群众自上而下反复讨论后最终确定”纯属假话。
    但是旧址拆迁在雷打不动地进行着，当时天峨县政府派遣了大量人力下乡开展动员拆迁行动。
    “从2003年起，由27名县领导挂帅，从63个县直单位抽调83人组成13个包点工作组分赴20个移民安置点，与移民同吃同住，开展宣传和实际工作。从2005年9月13日起，又从县直部门和乡镇抽调了350名干部分18个片驻屯包点，同移民共商搬迁大计，切实解决移民困难，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从天峨县政府流出的一份材料中，不难看出当时天峨县为保证水电站顺利开工、尽快移民所下的功夫，当时的移民办主任甚至在工作中突发脑溢血不幸牺牲。
    但遗憾的是，通过对下老乡、纳良屯以及第一、二期移民安置点近百户移民的调查，《中国财富》记者发现，龙滩移民对初期的搬迁工作评价并不高，移民工作人员态度粗暴、随意许诺、实物核查混乱是各期移民投诉最多的弊病。
 
 

昔日一派田园风光的下老集镇，如今变成窝棚聚集点
    前期当地政府对下老淹没实物指标的核查和认定过程中，移民普遍存在不满，他们认为经济林地面积的测定、零星果木的补偿品种和种植年份的确定、房屋等级类别和楼层系数的认定等多个项目都存在差、错、漏现象，侵害了自己的利益。
    由于没有建立征地补偿争议仲裁机制，当时各类淹没实物指标的调查和认定以调查组的意见为准，致使一些明显违背事实、带有严重个人感情色彩和部门利益维护倾向的行为得不到纠正，为日后埋下了重重隐患。
    经历了最初选址问题上的交恶、搬迁过程受到的一些不公正对待，下老集镇移民的逆反心理慢慢被强化。最后， 200户农民中的 140余户决定“出走”，强烈要求政府确定安置点。这次天峨县移民办尊重了他们的意见，把他们安排到了县城的安置点。
    离开的大多是经济条件尚好、没有家庭负担的移民家庭，剩下的近70户移民有的不愿离开家乡，有的经济拮据无力外迁，随后他们依照政府的安排开始往甘满迁移。同年9月中旬，集镇新址正式开挖。开工典礼之日，有关领导表态：移民可在 2006年至 2007年3月之间建好各家的第一层住房，之后可直接从旧址直接搬进新房。当时移民们很高兴。
    然而，到了2007年3月搬迁期来临，新址场平仍未搞好，整个甘满还是一个乌烟瘴气的大工地，而此时旧址拆除已经接近尾声，水位马上就要涨上来。留下的 70户移民只好无奈地把老房子拆下来的木板、废砖废瓦运至甘满新址的填方区，临时搭建起简易棚子住了进去。
    截至记者前往采访时，当地领导承诺的甘满安置点建设目标仍未实现，仍有部分移民的宅基地没有最终确定，即便是已经确定的宅基地，移民亦直指其中一部分存在分配不合理、不公平的情况，记者发现，有几处宅基地居然选在了土质疏松脆弱的山崖边，用脚一踩就会有大片土石滚下崖去。
 
 

截至2008年11月，这个特困家庭每月全部收入仅为30元
    搭建简易棚之初，集镇移民们认为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但当他们完成混乱不堪的“后靠”搬迁、进驻窝棚静待几日后才发现，生活的改变比想象中要严重许多，补偿款的严重短缺让当务之急的建房都成了难题。
    记者调查发现，下老乡的补偿款发放工作明显存在着不透明和混乱无序。除田地和房子的补偿款基本到位外，各项集体补偿有的移民已经拿到手，有的分文未得。记者调查的37户家庭中，有11户家庭在两年里拿到过六个月的 50元后期扶持补助，剩下26户至今未得分文。
    移民们告诉记者，他们到县里咨询，县里答复说，正在建立“一套严格的移民资金管理办法”，通过巧妙理财，把有限的资金用于移民建房的“刀刃”上，变货币安置为实物安置，等于是给移民们购买了“长效养老保险”。但当移民们具体问下去时，领导们又不愿多说。
    遗憾的是，天峨县政府负责移民工作的主要领导回避了记者的采访，记者和下老乡移民一样，无从知晓县里领导所谓“变货币安置为实物安置”的管理办法的来龙去脉。
    水位上涨之后，水路成了下老联系外界的主要通道，各种物资运输全靠船舶，钢材、石粉、沙子、角石等只能用人工搬运，这导致建房成本成倍上涨。比如，在天峨县城仅卖 46元/立方米的沙子运到下老安置点竟然要合到 150元/立方米。如此计算，在新的安置点就算盖个最普通的新房也需要10万元以上，而不少移民目前拿到的全部补偿款还不足这个数字。
    早前天峨县政府曾就此事向移民作了回复，回复中首先强调 2006年天峨县已经根据国家政策对补偿做了调整，然后认为造成移民盖房资金不足的原因之一，就是部分移民想借盖房之机提高建房标准。县政府的回复遭到安置点移民的强烈声讨，他们质问，“保证移民生活水平保持原样并逐步提高”到底是不是国家政策，他们认为，以现在拿到的补偿款，连以前旧址那样的房子都盖不起。
    因为资金不足和宅基地纠纷，大部分移民只能留在窝棚里度日。 2008年年初，受南方雪灾影响，下老移民们窝在窝棚里度过了有生以来最冷的一冬。到了春天，台风甚至刮走了个别家庭的棚顶，电线短路、水源污染的意外时常发生。移民们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出售上山捡到的板栗，该项经济活动的年收入仅为 1000元左右，而搬迁后下老安置点物价却迅猛增长，记者在小集市上看到，这里的猪肉仍保持在近 30元一公斤。
    今年33岁的王少勤是集镇上最能干的汉子，移民前通过养殖和小本生意，令自己小家庭的经济条件在集镇上数一数二。但因为移民后断了经济来源，他一家老小住了一年多的窝棚。直到今年，才用拿到手的补偿款及一笔不小的贷款盖起了房子。
    王少勤拿着自家的补偿手册算起账来：房子的补偿为5万多元，田地的补偿款为8万多元，一共拿到手中14万元，而盖房子则花掉了 15万，如果不依靠贷款，他是盖不起房子的。必须指出的是，为了不再住窝棚，重新拥有一个风雨不漏的家，他不得不用光了田地的补偿款，而田地补偿本应是用来发展生产的。对于以后
    该找什么样的营生，这个被当地认为是个能干人的汉子也常常望着茫茫的水库想不出个所以来。
    王家的新房早在秋天之前就盖好了，但却实在拿不出简单装修的钱了。目前全家就在露着砖头水泥的毛坯房生活，没有安装窗子，就在墙上钉几颗钉子，挂上床单。目前安置点里“挂床单”已成了普遍现象，但即便如此，能像王少勤那样盖得起新房的移民仍然不多。因而王少勤看上去很知足，因为从新房往下望去，仍有一排排的窝棚杂乱排列着，里面住的是他们曾经安居乐业的乡邻父老。
天峨县城：
小洋楼遮不住移民的脸面 
 
 

大部分移民勉强按天峨县城城市规划的统一要求建起了小洋楼，却随即陷入无力装修的困境
    天峨县城就坐落在红水河边。漫步在不大的县城，能感受到的不仅是仙境般的风景，更多的是龙滩水电开发给这个原本落后的小城带来的巨大改变。马路修得很宽，街市喧闹繁荣，星级酒店、餐饮一条街等消费场所一应俱全，而且价格不菲。每当夜晚来临，从山腰上的制高点还会打出一束艺术激光，来回扫射着这个只有几万人口的小城。
    作为移民安置的一部分，天峨县设置了一些移民安置点，主要聚居着向阳镇和下老乡的移民，而大部分来自下老乡的移民，就是上文提到的“负气出走”的下老集镇居民。根据此前广西媒体的报道，在天峨县尊重移民的意见而建立的这些安置点中，“移民们纷纷盖起了小洋楼，过上了富足无忧的城市生活”。进城的移民生活是否真的如上所述？
    在县城里寻找龙滩移民比我们想象中容易得多，因为县城里开“三马”（三轮出租车）的司机几乎全部是移居到县城的各乡镇农民，而且正如媒体所述，县城里没有一户搭棚居住的移民，全部移民住在政府安排的安置点，每一位“三马”司机的家都是三层以上的小洋楼。但是，当我们走进他们的家，却看到了跟下老集镇新房一模一样的情形——又是已经住了两年之久的毛坯房。移民们说，县里对移民的房子建筑规格甚至是外观都有着严格而统一的要求，比如移民点的房子必须盖到两层以上，而县城中心的房子更是要达到四五层才行。如此一来，
    选择到县里的移民们付出了比集镇建房更高的成本，按照县里的要求建成了一栋栋别墅样的小楼。
    黄恩泰一家来自下老乡，2006年自愿选择到县城新秀安置点居住。房子已经建好了近两年，却仍无力装修，全家住在暴露着水泥和钢筋的屋子里。他出示的补偿手册显示，两年来已经领到各项款项合计近16万元。但他出示的一份建房详细清单上，却显示着他所盖起的三层小楼花费了22万元之多。
    和下老集镇个别能盖得起房子的移民一样，这22万元包括建房及田地的全部补偿以及几万元的贷款。换言之，黄恩泰一家用彻底放弃了老家良田和房屋的代价，换来了这栋空空的毛坯小楼以及无所事事的未来。
    记者走访了数个移民安置点，发现倾其所有盖好新居却无力装修的情况非常普遍。一个更严峻的问题是，这部分移民的生计同样迷茫。
    移居到县城，等于是彻底放弃了农民生活，重新寻找生活来源。两年前到了县城以后，移民们在建房的同时，开始找活儿。他们最初不约而同地涌向了三轮出租车行业，因为买车成本低廉，又不需要非常高的技能，另外有一些移民选择到木材场当力工。之后这两个市场很快饱和，以致这个巴掌大的县城不得不出台了让“三马”车分单双号营业的规定。
    两年后的今年，移民们说自己心里很慌，因为以前可以种一辈子地，全家都能上阵，到了县城之后，就变成一大家子只能由壮年汉子出去跑“三马”或者干苦力，而且工作动荡，缺乏保障。移民认为，政府有责任对他们进行规划和引导，给他们提供就业的岗位和培训。一位“三马”司机告诉记者：“我们非常听话地建起小洋楼，给政府长了脸面，所以，政府有责任为我们未来的脸面想想。”
    目前，有一些县城安置点的妇女已经到离县城十几公里的山上种些小菜，来回要走上几个小时，“不然，连这点收入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