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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案发,浙江民间借贷中存在的问题再度浮出水面。从浙江丽水“小姑娘”案到浙江金华集资案,再到丽水王菊凤案,乃至江山陈小林案,浙江的民间借贷大要案似乎在勾勒出一条清晰的“小城曲线”。
江山成“重灾区”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日前从江山市政府了解到,迄今,当地至少已有银通担保有限公司(下称“银通担保”)掌控人陈小林、江山市伟亨商贸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郑益伟和江山市钱王商贸投资有限公司实际经营人邵方敏,以及江山市风雷商贸发展有限公司徐清福被刑事拘留或取保候审。
在江山本地人眼里,这四家担保公司,银通、风雷、伟亨、天鹰并称江山市的放贷“四大天王”。
这其中,银通担保累计运转资金达到7.5亿元,有知情人士透露,钱王的债权人大概有400人,总额达到8000万元左右,伟亨的非法融资规模在一个亿左右。
本报记者掌握的数据显示,至今为止,江山市已经取缔、注销各类非法和不规范担保机构114家,刑事立案20多起,依法打击犯罪嫌疑人30余人。
去年曾经一度是放贷的高峰期,以衢州市柯城区为例,2008年之前,民间借贷的收案数和标的额均逐年递增,每年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数分别为212件、335件、360件、624件和104件,标的额分别达到1006余万元、1562余万元、2721余万元、4520余万元、14172余万元,2008年一度达到最高峰。
衢州当地媒体在2011年6月29日发表文章,“在江山这个衢州地区经济最发达、民间借贷渐盛的小城,现在民间借贷的月利息6分、7分十分普遍,一业内人士坦言,现在全市月利率低于3分的民间借贷几乎已经绝迹,这是基本的‘门槛’,若折合成天数,日息通常在1%左右。”
这么高的利率,就算放在民间资金汹涌的温州,也几乎不可能。
小城曲线
江山市的一位市领导表示,非法民间融资行为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往往一张欠条、几分钟工夫就能达成一笔交易,打击整治还存在很多盲区。
“打击非法民间融资活动,重点是要最大程度上减少群众损失。”江山市协同处置领导小组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说,从今年1月起,江山市公安机关已立案侦办涉及非法民间融资案件13起,对20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按照“损失最小化、追赃最大化”的原则,及时查封涉案账户,扣押相关资产,理清资产账目并进行权威审计,最大限度地保护债权人利益,降低社会危害。
这几乎是2008年浙江丽水集资案的另外一个翻版,事实上,这样的汹涌集资大部分都发生在小城。另外一个更有名的案件,则是在浙江金华东阳发生的非法集资案,2006年轰动一时的“小姑娘”案,也是发生在丽水,当然,还有2010年时的台州王菊凤案。
近几年里,浙江民间借贷出现问题的区域并不止这些地方,这是由浙江的经济结构决定的。
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江山市常住人口为46.79万人,江山市地处浙江、福建和江西三省交界,有3300多家中小企业,民营经济活跃。有关专家认为,这种区域位置、经济结构是导致江山集资案件频发的原因。在浙江这种民营经济占绝对份额的区域,一旦遇到银根紧缩,银行更不会把钱借给中小企业,民间借贷就成为了资金紧缺企业的救命稻草,借贷案密集发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在宁波、温州等经济发达的区域中心城市也出现过民间借贷案。但是从大要案的发生地看,还是主要在经济相对较弱的小城市。”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金雪军表示。
缘何高发
小城缘何成为借贷大案高发地?
本报记者在江山当地采访时有一个极其强烈的印象:在银通担保事发之前,几乎没有人意识到,担保公司并不能吸储,在这个地处南方的小城,曾经一度,老百姓认为,担保公司和银行的功能几乎是一样的。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小城相对来说比较闭塞,很多人法制意识并不强烈。”专家表示,比如,很多人就没有意识到担保公司根本不能吸储。
“钱放哪里不是一样,只要拿得回来,只要给利息。”江山淤头镇的农民姜跃雄说。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地方经济活跃指数不高,投资渠道相对来说也比较封闭,民间借贷成为老百姓的重要“生财之道”。
“民间利率一路上涨,所以导致很多企业放弃实业这块投资,加入到放贷队伍中。”一位熟悉江山经济的政府人士告诉本报记者,比如江山比较有名的养蜂行业,江山市是全国最大的养蜂市(县),现有蜂群25.23万箱,占全国养蜂总数的6.36%,这些养蜂人就是占了放贷群体的很大一部分比例,主要因为没有其他更好的投资渠道。
“还有一个因素,小城的‘熟人文化’极易形成‘跟风效应’,造就了一个更适合高利贷的土壤。”金雪军说。
再如,在衢州市柯城区的样本中,在已受理的案件中,平均每案标的金额达32.6万元,其中单笔借款最大的为250万元。借贷及担保人员涉及公安、工商、税务、监狱、物价、金融、检察、综合行政执法、乡镇机关等多个系统。
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风向标的作用。尽管担保公司不能吸储,但还是有这么多人前仆后继地把钱纷纷投进了担保公司。以江山市为例,当地一度发展到每条街道有好几家担保公司。
这才导致小城高利贷汹涌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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