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之外的难题
黑名单制度效果如何保证
十几年前就提出要把信用打造成一个产业的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说，他感觉这些年来中国的信用环境并没有太大变化，但“要使不讲信用的人成本无限大”仍是应该追求的方向。
基于当前多个部门和地方都有黑名单制度，在钟朋荣看来，建立企业黑名单制度虽然对某些企业有制约，但从长远来看对企业是好事。而如今的难题在于谁来建立企业黑名单，他坦言自己并没有想好对策。
钟朋荣认为，如果让私人或者企业来建黑名单，困难在于企业缺乏足够的信息量；如果由政府来建黑名单，一则因为要花费太大精力政府可能没动力，二则很可能因腐败问题而导致黑名单的真实可信性受质疑。
“政府来搞，自我约束机制是个问题，企业完全可以通过几万元贿赂来修改记录。如果交给市场来做，且有市场竞争，黑名单一旦有假，花费几亿元甚至十几亿元才出台的一份黑名单就完蛋了，一点价值也没有，这是外部约束机制。但这是一个有公信力才能存在的市场。”钟朋荣说。
除了谁来制定企业黑名单这一问题待解，黑名单制度的效果也值得思考。
吴晶妹认为，黑名单制度的效果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信用信息的征集与应用程度，另一个则是惩戒程度与警示效果。但目前我国的信用信息普及和应用程度较低，很多部门或者行业组织发布的黑名单存在争议，而且发布并不及时、不广泛，公众很难甚至无从知晓。
据江苏省工商局个企处处长高翔介绍，许多进入黑名单的企业若非刚好要在受限期内到工商局办事，还根本不知道自己已进入了黑名单。“主要还是法律意识太淡薄。”
据了解，有些企业是到工商局开具《信用记录证明》时才发现自己进了黑名单的，这样的证明会影响其投标竞标的结果。“我们工商局不对企业下结论，只是描述事实，招标人自己作决定。以前企业不怕罚，现在开始怕信用记录不良了。”杨卫东副局长说。
吴晶妹认为，现在企业和公众之所以没对黑名单制度的威慑力有太多感觉，主要是因为包括黑名单在内的信用记录应用不够普遍，还没有真正约束到人们的生活。
在吴晶妹看来，未来信用记录的应用空间应该大大拓展，例如消费领域，把商家开展预付消费的资格和额度与商家自身的信用记录结合；在投资领域，将信用记录作为公共投资、各类招投标、政策扶持、基金资助的必备参考；在商务活动领域，企业引入客户信用风险控制管理机制；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信用记录成为招聘、选拔人才的必要参考依据。
“黑名单如果能在这样广泛的领域应用，威慑力就很容易显现出来了。”吴晶妹说，现在的状况是，信用规则到底是什么、边界在哪里，政府管理部门尚未明确，企业和社会公众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与做到什么程度。征信的范畴、可公示的内容、信用的底线、社会平均线、守信的标准与失信的界限等都正在博弈与逐渐形成中。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应该全国一盘棋。”吴晶妹最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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