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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法定要破除制度惯性
“全国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首次回应税收法定，凸显未来我国加强税收立法的顶层设计”
法治周末记者 高原 赵晨熙
经过了漫长的等待，“税收法定”终于在今年两会上被全国人大首次公开回应。
3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发言人傅莹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表示：全国人大将更好贯彻落实税收法定原则，重点加强对新税种的立法。
全国人大的此番表态其实有迹可循。
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明确提出要“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稍早之前的2013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编剧赵冬苓曾联合31位代表提交《关于终止授权国务院制定税收暂行规定或者条例的议案》，要求税收立法权收归全国人大。
时隔一年，这个曾经“既没有路线图也没有时间表”的议题，以崭新的面目出现。
“全国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首次回应税收法定，凸显未来我国加强税收立法的顶层设计。”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刘剑文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
如今，税收法定原则，已经不是要不要落实的问题，而是如何全力推进的问题。
弊端已显
税收法定原则，又称税收法律主义，是指由立法者决定全部税收问题的税法基本原则，即如果没有相应法律作前提，国家不能征税，公民也没有纳税的义务。
尽管我国在1982年的宪法中就确立了税收法定原则，但当时考虑到我国法制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建立现代税制的经验和条件都不够，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于1984年和1985年两次授权国务院立法。
“国务院以税收条例形式进行税制改革是全国人大授权的，是合法的。”3月6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会上，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
楼继伟认为，要正确认识这个问题，需要了解当时的历史。
他说，共和国刚刚成立的时候是有很多税种的，但后来学习苏联计划经济，几乎把所有的税都取消了，变成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上交利润。留下的一两个税种，在文化革命时，还准备作为资产阶级的尾巴革掉。
所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的时候，我们的税收品种是非常少的，那时候还是基本依靠企业上交利润。因此，我们要几乎从头开始建立我们的税制，要做很多探索。
于是，1985年全国人大六届三次全会授权国务院在体制改革期间，可以通过税收条例的形式，推进税制的改革。到目前为止，这个授权并没有收回。
根据上述授权，国务院制定了许多税收条例草案，当时除了有关外商投资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制定法律外，其他税种都是由国务院通过暂行条例的形式开征的。
刘剑文说：“当时这种授权方式符合历史发展现状，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制度保证。”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特别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完善，这种过量、不当、失范的税收授权立法方式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征税随意性、重复征税、税种杂乱被诟病最多。
“太随意了，随便定一个条例就征。初定3%的税率，领导一拍脑袋就变成5%了。”北京市民陈杰对记者表示，他还观察到，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竞相以“优惠税率”甚至免税相比拼，破坏了全国统一市场公平竞争的准则。
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首都经贸大学博导郝如玉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全部授权”制度使得我国的税收立法严重滞后。其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许多税种开征几十年了，却仍停留在国务院的“条例”上，我国的税收法律框架远未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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