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给古村落“做加法”

       “与其他普通村庄一样，古村落同样是一个自然村，一个行政村，她们接受了建国以来所有一切的政治运动、政策以及管理模式。拨乱反正时期，恢复经济是我国的头等大事，文化被忽视。这是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张安蒙说。
       而等到古村落的文化价值被发掘出来时，更多人看到的，还是商机。
       “搭边的、不搭边的，都凑到一起了。”她说。
       进入新世纪，经济的高速发展对古村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村民的离去、土地的荒废、城镇化建设、房地产、乡村工业、高速公路……经济发展推动着时代齿轮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运转。刚被发现的古村落，可能转眼就会被推向一条“改头换面”的不归路。
       在这种形势下，张安蒙发起并成立了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委员会。“我希望全社会、甚至全世界的人，都能认识古村落。”
       这个挂靠在中国国土经济学会下的专业委员会，定位“公益”。包括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朱光亚、同济大学教授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阮仪三等在内的诸位古村落和古建筑专家，构成了足够分量的专家团队。
       在委员会成立第三年，张安蒙得知了丈夫患癌的消息。
       每次寻访古村落回到上海，张安蒙总能在车站或机场看到丈夫高大的身影。她也不止一次想象过，能够在丈夫退休后，带他一起到自己走过的古村落去走一走，然而终成遗憾。
       如此大的打击并没有终止她与古村落的情缘。
       2006年，委员会推出“景观村落”的概念，“中国景观村落”评选活动应运而生。发起这个活动的初衷，张安蒙称是“害怕古村落被毁掉”。
       “古村落，大家关心是好事，但真正的保护和改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如今，面对乱象，张安蒙心平气和。对于古村落应当怎样去保护，她有自己的想法。
       “如果一个拾荒者，当你洗去他的蓬头垢面，换掉他的破烂衣服，肯定不是你最早看到的那个拾荒者。这样做有合理性。仅仅把整洁搞一下，穿她该穿的衣服，就不会走样。古村落，千万不要给她‘做加法’。即使要做，最多是把她曾经失去的，挑选有必要的，修建起来。”

       寻访古村落仍在继续

       对于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委员会，张安蒙的基本定位是“把握社会与时代脉搏，以调研与传播为主”。
       “2014年12月，我们刚开过年度会议。我们还是认为，要把调研作为第一位。”张安蒙对法治周末记者说，“调研的命题，还是我二十年前提出的，古村落为什么能活到今天？其生命力的背后，是什么东西在支撑？”
       与冯骥才一样，张安蒙亦关注古村落的量化统计。但她认为，现在古村落的普查工作尚未做完，很难量化。
       寻访古村落，十多年前只能顺藤摸瓜。如今，信息方便快捷，面对诸多线索，不得不按照一定标准，进行时间上的先后排序。
       “发现一个，我们就开始传播；寻访时就拍片子。如果还不足以反映问题，就搞研讨会。贯穿始终的，就是把古村落的价值告诉社会，让人们去认识她的美。”张安蒙道。
       对于可预见的未来，张安蒙清晰地列出两大可操作的任务。“我们去过一百多个村，数百个村是有资料的。我们还要继续走，考察与发现更多。第二个任务，是我们对古村落的价值作了一些归纳，希望相关书籍能够出版。”
       然而，仅仅作为古村落的发掘者、推广者和呼吁者，许多地方决策，张安蒙与“人力、物力、财力受到极大局限”的委员会，都无能为力。
       但民间的努力还是起了些作用。“确实在不同程度上唤醒了村民、唤醒了干部。没有我们，也可能会有今天这样的形势，但我们确实是从无人关注时就在做着唤醒社会的事情。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而是民间社会的力量。”
       2015年2月，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委员会将会召开一次委员会会议。张安蒙准备将秘书长的位置交给新人，让队伍更加壮大。
       “我觉得，政府对民间社团组织的支持和开放的力度还是不够。严格的管理和控制，我不反对；但我觉得应该有所甄别。现在也听说国家下拨专款，但我们并不知道应该寻找哪条途径去对接。”张安蒙对记者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对于母亲二十多年如一日所痴迷的古村落事业，张安蒙远在欧洲生活多年的儿子曾一度认为是“保守的”。
       “我儿子很有思想，但他的思想和我不在一个脉系上。”张安蒙说，“保守这个词，从前是落后消极的，但现在来看，我觉得不是。守望和走出去，只是不同的方式而已。人类社会就是这样丰富，必然有一部分人是盗火的，一部分人是耕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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