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制宣传网
|
|
|
| 文章来源：法治周末
法讯网作者:汲东野 点击数：15053 更新时间：2013/8/8 文章录入：谈心 责任编辑：bjb |
|
施行是个“复杂的事”
2012年，顾晋就曾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提交议案，建议制定相关法规在全社会推广“尊严死”，让“生前预嘱”具备法律效力，并已被列为正式议案。
除了顾晋，全国政协委员陶斯亮、凌峰都曾作出过相关“尊严死”的提案。据郝新平介绍，大概连续4年，都有人提出过相关“尊严死”的立法提案。
目前，法律的空白，始终是“尊严死”的尴尬之处——法律虽未明令禁止，但也并不支持。
曾有使用“生前预嘱”实现“尊严死”的例子。
2012年2月2日，张爱萍将军的夫人李又兰在家人和301医院的帮助下，实现了“尊严死”。
她被一些人认为是使用“生前预嘱”的第一人。
李又兰曾在临终之前写下一份“生前预嘱”夹在日记本里，内容大致是：在我头脑清晰时，写下此“生前预嘱”。今后如当我病情危及生命时，千万不要用生命支持疗法抢救，如插各种管子等，必要时可给予安眠、止痛。让我安详、自然、无痛苦地走完人生的旅程。
在李又兰进入弥留之时，家人、医生果然谨遵其嘱。李又兰在病重昏迷了半日后逝去。
然而，更多的时候，“尊严死”在现实中的施行还存在着不少阻碍。
医学博士陈作兵放弃救治父亲的事情，曾经引起巨大舆论争议。
当时，陈作兵父亲确诊为腹膜恶性间皮瘤晚期，已全身转移，无法治愈。如果选择化疗，最多也只能延长几个月生命，还会带来脱发、无力等副作用。他的父亲在得知病情后很平静，决定放弃治疗，回家乡。陈作兵敬佩父亲的决定，选择了支持。
然而，家乡村民对此非常不解：陈作兵的父亲是抗美援朝老兵，享有全额医保，儿子又是省城大医院的医生，为什么不竭力医治呢？非议向陈作兵袭来。
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教授、主任于学忠曾认为，受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影响，“生前预嘱”在中国还得经历一个特别漫长的过程。
山东某肿瘤医院的韩姓院长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这种“尊严死”的推广执行基本毫无意义，也不太可能。他称，通常当医生告诉家属病人的病情时，家属因为经济问题等考虑，就已经帮病人作出决定。一些病人可能到生命的最后都不知道自己的病情。而作为医护人员，他们能做的一般是听从家属意见，决定治疗的方案或是否继续治疗等。
北京推广“生前预嘱”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复兴医院院长席修明曾对《京华时报》表示，“尊严死”的实现是个“复杂的事”——“如果患者20岁写下‘生前预嘱’，其80岁临终前，医学水平也许完全可以救治。另外，如果其‘生前预嘱’交给了其前妻或前夫，那其临终时谁来出示？还有家人不出示怎么办？”
席修明说，即使患者签署或手写了“生前预嘱”，但这些都只是临终者的心愿。至于要不要遵守关键还得看家属的意思，现实中选择放弃治疗的人太少了。
清华大学清华医院副院长王仲曾接受郝新平的采访。在谈及“老人不想抢救，子女要抢救，你接受哪个”时，他解释说，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医生的自我保护意识，老人说不抢救，他死了，子女找医生打官司。因此，他认为，现在，主要是医生尊重家属的意愿远远重于尊重病人的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