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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人的选择与分离
“1948年的冬天，南京中山东路一家小吃店里，一个穿着长袍的沉默的中年人，带着长着圆圆的大脑袋的小男孩，在吃着什么——仿佛是汤圆，仿佛又不是，模糊不清了。男孩很快地吃完了，望着仍在慢吞细咽的中年人，中年人微微一笑，把自己碗里剩下的，一个个地夹到男孩的碗里，突然长叹了一声……”这是钱理群在书中的一段回忆。
1949年，身为国民党政府官员的父亲钱天鹤与三哥钱临三到了海峡那一岸时，对于年仅10岁的钱理群来说，在以后长久的日子里，南京某个小吃店里的一幕是他对父亲的全部记忆。而钱天鹤在远走台湾后，直至在台湾去世也再未回过内地。
1913年，毕业于清华学堂高等科的钱天鹤，以庚子赔款资送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深造，攻读植物育种。钱天鹤赶上了上世纪涌现的大批自然科学家第二次留学的高潮。5年后，钱天鹤获农学硕士学位，并于1919年回国。
从上世纪初开始，有一批立志“科技兴农”的自然科学家，被称为“农业派”。他们意识到中国农业的全面现代化，必须依靠国家的统一领导，于是有一部分农业专家转而进入国家政权机构，留学归来的钱天鹤正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他先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兼中央研究院博物馆馆长，后到农业研究所主持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应时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翁文灏的邀请，钱天鹤到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林司任司长，成为当时全国农业的最高行政长官。
随着抗战局势的紧张，钱家人被迫分离：钱理群的大姐、三弟、四弟和五妹留在上海外祖父、舅父家，大哥钱宁和六妹、七弟随父母南下，途经长沙、桂林，最后在重庆落脚。1939年，钱理群就在重庆出生。直到1946年，全家才在南京相聚(当时钱理群的二姐在解放区，未能与家人相见)。
1948年，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已经进入国民政府的钱天鹤最终决定随蒋入台，而他的妻子与绝大多数孩子则留在了南京。赴台之后，钱天鹤与他的好朋友沈宗瀚一起致力于台湾农业的发展。晚年，他投身金门、马祖两岛的农业建设，成绩卓著。
无论在内地还是台湾，钱天鹤青年时代梦想的“先政治民主化，然后推动农业现代化”的理想从来没有改变。但他的国民党政府成员的身份，却让他留在内地的孩子们背上了卸不掉的历史包袱。
钱理群的四哥钱树柏，当时在南京团市委工作，因为家中挂着父亲的画像，被指责与父亲划不清界限，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1953年，钱理群14岁时，他曾面临着“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的考验。当人们要求他在父亲与革命二者中作出选择时，他曾经深深地怨恨父亲，甚至想：要是根本没有这样的父亲，那该多好！他亲手烧毁了父亲的照片，与当时正在国民党驻旧金山任领事的三哥钱临三划清界限。而后来，他的父亲在台湾孤独地度过了自己的晚年。父亲赴台后，母亲每逢过年，都要多摆上几副碗筷，用这无言的安排表达自己的思念。后来，外在的压力越来越大，家中这样的仪式也就取消了。
1961年，当在美国的三哥钱临三听说内地遇到灾荒时，忧心如焚，辗转托人与家人联系，表示愿助一臂之力。但身在内地的钱家成员一致断然拒绝了。
写到这里，钱理群反思道：“人是自私的，当自我生存安全的考虑压倒一切时，即使是人伦之情，也会置之不顾。这类人性的弱点或许可以原谅，但它所折射出的‘极左’路线对于人的心灵，以至于人性的伤害，却是不能回避的事实。”对于社会伦理、历史抉择、血脉之情，钱理群进行了诸多的思考与拷问。
钱理群的母亲是杭州著名维新派人物项兰生的长女项浩，曾经喜爱热闹的她在选择了几十年如一日的默默不言，忍苦守礼、守法，甚至拒绝通过录音机给远在美国的三子留下几句话后，说出了她的初衷：“这几十年来总算没有连累你们。”
在钱理群看来，父亲选择终生与事业为伴，母亲则选择“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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