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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内地的家人们
《我的家庭回忆录》出版后，有人对钱理群选择国民党的父亲和三哥给与了更多的关注和赞赏，但钱理群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对父兄们的不同选择，他始终怀有理解和尊重，但是对于家中的几位老共产党员，他其实抱有更多的敬意。
钱理群所敬佩他们的是，他们是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作出独立的选择，找到了自己的理想之路。这在当时意味着：要面对国民党政府的残酷镇压，时刻冒着生命的危险，同时也不能获得社会大多数人的理解；更意味着对父兄所选择的道路的反叛，而不能不承受中国传统无违为孝的道德观念的强大压力。
1950年，钱理群和一身戎装的二姐钱树榕、二姐夫丁毅第一次见面时，对还是中学生的他来说，仿佛是英雄勇士从天而降。他们是与“革命”、“解放”这类既新鲜又神圣的字眼紧紧连在一起的。对他而言，称作“二姐”、“二姐夫”反而有些不习惯，而且他很快就被要求重新认识自己的家庭，将其分为“革命”与“反革命”，“红”与“黑”两大类。
钱理群在有关的纪念文章里谈到了与父亲、三哥划清界限的艰难，也谈到对认同二姐、老丁(二姐夫)、四哥这些共产党员则十分容易，“仿佛我们这一代人天生就是要拥护革命与解放的”。
他的二姐夫则是家中的另一个代表人物。一位忠实于共产主义理想，从事革命文艺工作的老共产党员。他从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就一直致力于现代民族歌剧的发展。后来，他与贺敬之合作执笔完成歌剧《白毛女》。
而家中最让钱理群感动的共产党员是他的四哥钱树柏，他曾经是地下党员，参加革命后从家人的视线中消失，直至解放后，他在南京参加工作。然而，“文革”时，由于受父亲的影响，钱树柏也曾被下放劳动，调离领导岗位，始终处于“不可信任者”的地位。
“文革”结束时，他的四哥再一次获得“解放”。但他仍然不哭诉、不抱怨，对自己在“文革”中所受的苦难，只字不提。对参与迫害他的人也持少见的宽容态度，他只说他们也是“受害者”。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把“文革”耽误的时间抢回来，能够再度为国为党工作，他就心满意足了。
但是，他依然有苦恼：不在自己的壮志未酬，而是国家、民族所面临的新问题。钱理群动容地说：“四哥一生，承受了巨大的灾难，但并没有因此否定他当年所献身的革命，没有否定共产党所领导的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历史；并没有以‘大彻大悟，回头是岸’的姿态，激烈地批判过去的一切，而是依旧默默地忍受痛苦。他要总结的是历史教训；并且他还要和党一起承担历史责任。”
钱家留在内地的人在风雨动荡的20世纪，都因为父亲钱天鹤受到牵连，但是他们不变的是对于事业和理想从一而终的态度。
钱理群把钱家这种对于理想和信念的坚持归功于他的大哥钱宁。父亲奔赴台湾后，大哥钱宁便承担起这个大家族的家长重担。“老大最重要的，老大路走正了，对兄弟姐妹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都会跟着走。”钱理群说。虽然钱理群已年近八旬，但提起大哥大嫂，仍然听得出语气里的激动。
1947年，25岁的钱宁留学美国，师从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儿子小爱因斯坦，学习泥沙专业。1955年，钱宁冲破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重重阻挠，回到了他魂牵梦萦的祖国，顺利实现了他治理黄河的梦想。然而，好景不长，学有专长的钱宁遭遇不信任，这自然跟父亲钱天鹤有关。“文革”期间，钱宁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
即使被下放，钱宁也尽力申请到能见到黄河，为黄河做些事情的地方。等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到来之后，钱宁才终于再次回到自己熟悉的岗位上。对于承担着父亲角色的大哥钱宁，钱理群给予了最多的尊敬和赞扬。1980年，钱宁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3年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
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钱理群感谢家里每一个人给予他的精神滋养。此时，他的身份不仅仅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观察者，他更是亲历者和持守者。 上一页 [1] [2]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