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合作社的节目《中国词儿》拍摄现场

         法治周末记者 武杰

       唐建光是一个围着历史转的人。从《先锋国家历史》(《看历史》的前身，2010年更名《看历史》)，到《看历史》，再到他现在忙碌的新历史合作社、我们的历史、我的历史等，这些年历史在他手里不断变化着花样，唯一没变的是：历史是他尚未实现的事业。

       去年，唐建光从《看历史》杂志主编的位置上辞职，带着《看历史》的核心团队又创办了新历史合作社。唐建光的新历史合作社隐藏在北京的一片四合院中。看着手里的地址：北沟沿胡同28号，在胡同里好一阵曲折回转、紧盯着门牌号才找到。或者应该根据唐建光在微博里介绍的——南行128步即梁启超故居，来寻找它会更容易。唐建光自己也说，头一两次来的人，常常迷失在这片充满回忆的四合院群落里。

       这也许暗合了新历史合作社宣扬的价值：亲民的历史。门外收垃圾的老人、散步的邻居、慌里慌张跑过的少年，他们都是历史的构成者。这一秒发生的，下一秒就会成为历史。

       唐建光在这个四合院里办起了“杂志客厅”。“杂，广聚也；志，记录也。杂志——北京公共文化客厅。以新品发布、沙龙、展览、放映、书刊等，提供知识、洞见和生活方式。”这是唐建光的介绍。唐建光现在对这个四合院不满意了，杂志客厅的搬家计划已经提上日程。他需要一个交通便利、面积更大、更开阔的空间来迎接历史文化的爱好者。在未来的杂志客厅，文化沙龙，包括电影、纪录片、讲座等一系列与历史、文化、思想、媒体相关的活动也会更加频繁。让更多的人参与进历史——无论形式如何，这是唐建光想要的。

       2月21日下午，在杂志客厅，记者见到了正在忙碌的唐建光。他先是送走了为拍纪录片《中国词儿•手抄本》出镜的诗人柳刚，一边叮嘱着《我们的历史》将要刊登的稿件需要有趣的故事来衬托。他刚刚坐下，又转身询问工作人员微博是否发好了。

       他做的事情，看着多而杂，大都与历史有关。而他看见的历史就在他用新模式构建的历史文化平台上。

       公众是历史最好的见证者

       法治周末：多年前，你就提倡公众写史，新历史合作社是否依旧如此？

       唐建光：对。新历史合作社做了两件事情，一个叫“我们的历史”，这个是专业的媒体历史品牌，它包括专业的杂志、纪录片还有图书，都是以新形态做出的产品。另外一个是“我的历史”，少了一个“们”字。这是一个由公众来贡献内容的历史项目，包括历史记忆、自己的家族史等。

       以前，我们看历史大多聚焦在重大的历史事件上，现在我更倾向于做个人化的、细节化的历史记录和描述，尽可能全面地呈现从个人到国家层面的历史，而不是由一批专业的作者来讲述他们认为应该给公众讲的历史。

       法治周末：“我的历史”具体是如何呈现的？

       唐建光：我的历史有3个子项，第一个子项是个人写史计划，公众自己写作，我们会支持鼓励和引导这些普通人去记录自己和自己身边的历史，未来我们会建立一个网站来收集、整理和传播这些个人史的内容。

       第二个是历史影像计划。个人通过口述，自己的拍摄，用影像记录自己和身边的历史。

       第三个是“我的历史图书馆”。在新的杂志客厅会成立一个历史图书馆，收集个人的传记和大家收藏的个人史、家族史。即个人的、民间的历史纪录作品库，包括纸质的、数字影像等多种介质。

       法治周末：个人写史的情况在近几年变得很普遍，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唐建光：这里面有一部分文人写史的影响，像龙应台、王鼎钧等文人摒弃了大格局的写作方式，开始记录身边的历史。这对很多人是有启示的——历史并不因为你是文人、官员或某种身份就不同。同样的一代人，经历都是相似的，你的能写，我的也能写。所以这个是对很多人的鼓励。

       近几年真正改变人们历史观的还有几个方面，一个是经由网络使得很多过去秘而不宣，或者说很少人看到的关于历史的文章、书都得到了一个很好地传播，很多作品的传播，使人们看到了关于历史的不同说法。

       2009年，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齐邦媛的《巨流河》等作品，使人们从海峡的另一边，看到历史的另一种说法，打开了历史的另一扇窗。

       第二个是从个人的角度去见证国家的、族群的、地方的甚至家族的变迁。《蹉跎坡旧事》、《雨打芭蕉》等作品便是如此。

       所以2013年出现了很多个人写史的情况。这些作品不仅在历史圈，在公众层面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法治周末：个人写史在你看来它的意义在哪里？

       唐建光：从古代开始，历史是官方、知识分子垄断的历史，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修史。到了现在，历史成为了一种专门的专业，门槛很高。无论是从业，还是产品，与普通公众是有距离的。但是新的社会形态中，历史应该回到公众，让普通人来书写、记录和解释历史。

       有史以来，中国记录历史的主流有两个，一个是类似《二十四史》这类由统治阶级钦定的，指定人员、指定题材、指定范围，被官方允许和认可的历史。这是国家的历史研究机构、官方机构写出来的正史，我们称之为“被官史垄断的历史”。第二个就是学界、知识分子所写的历史，他们作为对官史的补充，也会做一些历史记录，但多数会被归为野史的范畴。

       那么到了现代社会，上世纪初，梁启超提出了“中国有官史无民史”的说法，从而推动民间历史的发展。这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是从民间的角度，由非官方的人来书写历史，第二个是个人写史，记录民间的、自己的历史。

       历史从来不是我们的身外之事。历史是我们的影子，也是我们的镜子，是我们写给未来的证词。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历史的记录者。如今，在新媒体的推动下，个人写史的空间更大了，工具更易得了，传播方式也更广阔了。这个才使得我们有了打破历史写作垄断的可能，来做一些民间、个人写史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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