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像符号

   吴玲玲的家在凤凰县禾库镇补丁村，从这个偏远的山寨走到最近的镇上，要走两个小时的山路。

    她的家在村里很显眼。

    在这个800多米高的悬崖边上，只有二十几户人家，吴玲玲的家是一座三层小楼，白瓷砖铺地，电视、冰箱一应俱全。

    然而，吴玲玲和弟弟妹妹们依然不觉得这是一个家。陪伴他们的只有年迈的外婆，父母只是电话那头的一个声音，或者只是过年时带回来的一套衣服。

    而这，正是中国6000多万留守儿童的缩影。

    吴玲玲回忆不起来上次给爸妈打电话是什么时候，说了什么，一年20天的共处时光，父母，对于她和弟妹们来说，更像是一个符号。

    凤凰县教育局人事股股长龙清华对法治周末记者说，为了让孩子们能和在外地打工的父母有更多沟通，教育局开始给每个孩子每学期发100元的充值卡，可是很多孩子没有手机，充值卡没有用处，后来改成了100元的IC卡，但还是有很多孩子用不完这100元钱。

    “不知道和爸妈说什么，有什么好说的呢？”吴玲玲说。

    2014年10月至12月，公益组织“上学路上”对中国东部、中部、西北、西南六省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每年有260万孩子一年内接不到父母的电话。

    和毕节的4兄妹一样，吴玲玲也是姐弟4个人。比毕节4兄妹幸运的是，吴玲玲姐弟4个有外婆照顾，外婆是家里唯一的大人，因为外公也在县城打工。

    吴玲玲今年10岁，作为家里的大姐，她已经学会了帮外婆干农活。她的弟妹们分别是9岁、8岁、7岁，尽管这个家庭每年都会有新的生命降临，但是她们的父母，都是在孩子满月后就把孩子扔给了外婆，到浙江打工。

    谈到理想，姐弟4个有些茫然，紧缩双眉，就像很多留守儿童面对外界的第一反应一样，惊恐又好奇。

    想了一会儿，4个孩子中，有3个想将来做老师，最小的一个，说想当医生。

    吴玲玲的老师吴艺伟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这几乎是所有孩子的理想，老师和医生。因为他们的世界里除了常年在外打工的父母和年迈的爷爷奶奶，接触最多的就是老师和医生。

    理想，对于他们有些奢侈。

    这个10岁的孩子，和很多留守儿童一样，从上学第一天开始就被灌输这样的想法。读书，认字，能买车票，将来也就能自己出去打工。

    孤寂长大、打工、结婚生子，孩子在家继续孤寂长大，这似乎成了他们的一个轮回。

    然而，相比之下，吴玲玲4姐弟是幸运的。隔壁茶山村的孩子吴磊，父母离异，父亲入狱，母亲改嫁，14岁的他没有继续上学。

    村里的人很少看见他，偶尔看见，他都是拿着口袋和镰刀，在山间寻找五倍子(当地一种药材)，割下来，拿到镇上去卖。

   吴艺伟有时看见他，也会劝他几句，但吴磊不爱说话，说的最多的就是他的生活状态：睡在大街上，捡馒头吃。

    纪录片导演周浩从2014年开始在拍摄一部留守儿童的纪录片，在他的片子里，当问到一个女孩你认为对你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时，孩子想了想，对着镜头说：“人生苦短，命最重要。”

   全场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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