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失的儿童福利法

    留守儿童是中国特有的现象。

    现任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在《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一书中曾经表述：不同于拉美国家，中国的城镇化受到全球化、信息化的影响，要完成城镇化需要工业化，所以中国是人口转移和就业安排是一致的。

   世界城市化的发展，产生了移民。“但是就算是在难民营，也有起码的家庭概念存在。”杨东平说。

    毕节留守儿童的悲剧，只是全国众多留守儿童命运的一个极端缩影。

    2013年全国妇联发布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过6000万，城乡流动儿童规模达3581万。

  也就是说，有近亿儿童，或在异乡为异客，或在故乡为异客。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他们都不能拥有一个完整而温暖的家。

    1991年，中国签署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其中明确规定，儿童“享有拥有家庭的权利”“与家人团聚的权利”“有权受到父母良好的照料”。

   签署公约已经过去了25年，中国留守儿童的保护依然是个难题。

    对于留守儿童的保护，杨东平说：“要呼吁顶层设计的改善，制定儿童福利法迫在眉睫，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落后了其他国家很多年。”

    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儿童福利是当前社会的短板，儿童福利需要立法，同时还要有比较强大的国家层面的儿童福利行政系统，即有专业化人员，有足够的资金，有相当多的政策、优惠。

   “地方政府如果只是简单强调政策，却没钱、没机构，也没有人员，是不行的。”王振耀说。

    目前，在我国，有包括民政部、妇联、团中央等近二十个政府部门涉及到少年儿童的保护工作。

    对于留守儿童，近年来政府和公益组织也开始倾注更多地关注。

    政府已经广泛地在农村学校推行了营养午餐，孩子们在学校能吃到早餐和午餐两顿免费的饭，这一项目由中央财政拨款，和地方政绩考核挂钩。

    但是，对于孩子们心灵的抚慰，显然做的还不够。

   杨东平说：“要关心每个孩子的末端，只靠政府行不通，政府不是万能的，政府、社会、家庭、教育等各方面要统一起来。”

   尽管很少开口讲话，但留守儿童小欣的作文里，勾画着她想要的那个家：

    我很想父母陪伴我，我才感觉我很幸福，我不想让他们打工，家里只剩下我和奶奶两个人，实在是太冷清，没意思，但父母不挣钱就没法生活。

    如今我哥当兵了，父母出去打工，我奶奶每天特别忙，我也帮不上什么忙，爸爸妈妈我爱你们，不管我的家庭贫困还是富裕，我都不会责怪，你们在外面要平平安安的，等我长大报答养育之恩。

    (部分受访人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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