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岳阳张谷英村。张安蒙曾说：“我发现了她，却害了她。”             CFP供图

       “古村落开发中，最大的两个问题，就是大拆大建、涂脂抹粉”

              法治周末记者 高欣 发自上海

       寻访古村落的热潮，似乎可以追溯到1989年湖南岳阳张谷英村的发现。这个村庄的发现者，是张安蒙和她所在的摄制组。尔后，张安蒙选择了独自一人寻访、发现、宣传和保护古村落的道路。
       在新中国的鞭炮声中，张安蒙出生于上海。上个月，她刚刚度过了自己65岁生日。张安蒙自称是一个“要往前冲”的人。在她心中，古村落是一本穷尽一生都读不完的书。
       已逝的中国古建泰斗、中国文物研究所原所长罗哲文曾这样评价张安蒙：“无品官做有品事。”不少场合，她还被称为“中国第一女村民”。而在保护古建筑的圈子里，则流传着“北有冯骥才，南有张安蒙”的说法。
       最初发现张谷英村时，张安蒙就提出了以旅游开发来保护古村落的理念。然而，在实践过程中，这个理念变得越来越复杂。她看得清楚，很多时候却无能为力。
       2002年，张安蒙发起成立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委员会，并担任副主任兼秘书长。这位会向着百年古树深深作揖的上海知青说，她只能尽力做好自己能做的事。

       屋脊与根

       发现张谷英村时，张安蒙38岁。当时，她早已结束了下乡知青生涯，返回上海，做着电视编导的工作。她和丈夫感情很好，儿子学业优秀。
       在1989年拍摄大型电视专题片《蓬勃发展的中国村镇建设》的过程中，张安蒙和她所在的摄制组，非常偶然地发现了张谷英村。
       “一开始我只是好奇。因为以我的乡村经历，我没看到过张谷英这样的村落。当时我们整个摄制组的人都非常激动。”张安蒙对法治周末记者回忆道。
       在张安蒙的记忆中，头一次开车进入张谷英村，“真的能够感受到里三层、外三层的包围”。
       “穿过一层山脉，还有一层。中间有一块儿小平原，这一定是经过了许多年，一代一代修理出来的。当时我感觉有一种东西在，现在看来，就是传统文化，就是我们的根。”
       从此，张安蒙对这些古老的村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加之记者的职业特点，她开始对张谷英村刨根问底：“这个村子难道没有经历过什么历史事件？也有啊，可为什么还能保留这些呢？这背后到底有什么力量？”
       彼时，改革开放刚过十年，国家从阶级论中走了出来，古村落的概念却尚未产生。
       “今天我们理解古村落，是从民族和历史文化的概念出发，而不是阶级论。如果用阶级论的概念，很多建筑就是地主豪宅，是剥削来的，就该拆掉。”张安蒙道。
       直到1998年，古村落的消息开始见诸报端。“看我报纸上的豆腐块儿文章，我就想，报纸上报道了几个，全国究竟还有多少呢？”
       于是，张安蒙重新出发，开始了寻访古村落之旅。她惊奇地发现，在全国范围内，一定数量的古村落，静默于后人身边。
       “我拍了一个中国古村落的电视系列片，只有13集，比较粗浅。”张安蒙说，当时她想把片子命名为《屋脊与根》，因为“屋脊代表最高的建筑构件，根就是传统文化”。但为了便于观众理解，1999年播出时，片名更改为《中国古村落》。
       2009年，“屋脊与根”成为张安蒙编著的《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纪实》一书的书名。

       旅游开发愈演愈复杂

       在中华山水中沉寂了几百年的古村落终于被后人发现。然而，怎样对其进行利用和保护呢？
       发现张谷英村之后，张安蒙曾致信当地人大。“这个村离岳阳市仅仅八十公里，如果把这个村保护好、开发好，两点一线连起来，就是一条珠联璧合的旅游线路。”
       “20年前，人们的意识比较单纯，我提旅游，只是想让大家都认识张谷英村。现在，我就不敢说搞旅游开发了。”张安蒙对法治周末记者说，“事实上，旅游确实是让古村落的价值发挥、体现、并且让社会去认知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和手段。”
       1991年，岳阳市建委举办了“张谷英古建筑群考察新闻报告会”，不少中层领导都参加并给予了很大支持。
       然而，张谷英村后来的发展却并不太尽如人意。
       2014年4月，有媒体报道：自1992年以来，张谷英村的开发已经三易其主。在人们对这个古老的村庄一轮轮的开发热情中，政府、村民、开发商始终没有找到最佳的共赢模式，“违章搭建、盲目建设破坏了村落景观和人文内涵，大量的村民被迁了出来，大屋里常年居住的村民越来越少，溪水断流、垃圾成患”。
       村民和开发商之间闹得激烈时，前者将摩托车横在检票口。原因很简单：开发商来了，村民感觉从开发商投资中获益甚少，于是从期待开发转为“拆台”。
       “我当时(搞旅游开发)这句话说得很轻松，但后来给张谷英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有积极的，也有很多负面的。”张安蒙说。
       旅游大开发随之而来，旅游开发这个概念本身，也被愈发演绎得复杂了。
       “开发讲究经济利益，保护更多是针对文化，这当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没有被提出来——你的动因是什么？宗旨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最终的落脚点又在哪里？落脚在开发，你一定追求经济效益的。在保护中发展，在开发中保护，这两者完全是不一样的。”她说。
       亲历古村落开发二十年，和许多古村落保护者一样，张安蒙同样对旅游开发感到痛心。
       “我认为，旅游开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审美观，一个是GDP。把城市景观搬到乡村，让乡村公园化，这是审美观造成的；旅游开发就会大兴土木，GDP随之而来。古村落开发中，最大的两个问题，就是大拆大建、涂脂抹粉。”
       问题的解决，张安蒙认为，尚需等待国民、尤其是开发者和决策者审美素质的提升。
       “古村落的公共活动空间，其实是非常富有魅力的，不该给她画蛇添足。但只有当国民素质，包括审美情趣，普遍到了一定的高度时，这些问题你不喊，他也不会这么干了，他会不忍心的。”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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