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5日，湖北仙桃在武汉打工的小伙小曾在工作中不慎割伤手指，在到医院缝合伤口后，因无法付足医药费，医生又将已缝合好的伤口拆了线。此事发生后，医院对当班医生给予调离临床岗位处理和行政记大过处分，院长登门道歉。8月8日，武汉市总工会也上门慰问了小曾，并表示，“拆线事件”是对外来农民工的一种歧视，应该引起全体武汉人的注意。（8月9日《工人日报》）

发生了这样一件让人触目惊心的事情，从当事医生、医院，到这个城市的医务工作者群体，乃至所有市民，确实首先该深深自责、反思。农民工的手，与我们的手本无二致，个体对疼痛的耐受力或许不同，但在几番折腾之下，对人体造成的伤害和潜在的风险却是一样的。在一个文明的社会，没有哪个群体只因自己的身份和经济状况，就该承受这一切。

扪心自问，歧视农民工确实是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而“拆线事件”之所以发生，无疑也与这个群体长期以来在城市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有关。一些人漠视农民工的权益，对他们缺乏基本的善意、同情和尊重，这些都能从“ 拆线事件”中找出相应的注脚。现在，当事医生已受到严厉的处罚，院长登门道歉、市总工会上门慰问，也表示出对这一事件的极大重视。但这样一件影响恶劣的事件，真的可以只由当班医生一人承担来其责任和后果吗？

相关部门在所有安抚小曾情绪、表达歉意的努力之后，或许更该反思促使事情走到这一步的大环境。简言之，歧视农民工的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个城市的市民，而是当前城乡二元对立的制度，是对这个群体保障乏力的医保制度。如果这个四处漂泊的群体，在每个城市都能享受到和当地市民一样的医疗保障待遇，他们还会为了选择去小诊所就医，而甘愿冒拆线的风险吗？所以，如果只是将“拆线事件”看做某个人或某个医院医德扭曲的结果，而无视背后制度大环境的推手，那这样的悲剧就难免不会以其他方式继续上演。

进一步说，“拆线事件”是个个例，但这个个例，又是当前看病难、看病贵这一普遍现象走向极端化的反映。几天前，我们感叹印尼穷人交不起医药费，转而迷恋“卧轨电疗”的无知和危险，今天，我们却悲哀的发现，“拆线事件”有着一样让人无奈的逻辑和现实基础。而这样的现实，显然不是处罚一个医生就能改变的。

不是想为当事医生开脱，而是发现我们太习惯于把大事化小，发现一些部门太习惯于转移矛盾。“拆线事件” 是反映出城市对外来农民工的歧视，但更是对当前医疗保障制度乏力的控诉。换言之，这样的制度不变，这类事件可能发生在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任何弱势群体身上，那时，又由哪个部门出面指责城市的冷血？可我们显然不需要这样的指责，我们更需要各个部门在对相应群体的权益保障上发挥事前介入的效用，让自身的监管对弱势群体可能受到的权益侵害发挥出应有的预防作用，而不是在损害发生后，再来指责他人。

一个人道德的低下，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和损害是有限的。而公众对“拆线事件”的抱怨，显然也不是指向当事医生个人及其医德，而是造成这样一种职业行为出现的医疗环境和制度。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该引起注意的绝非全体武汉人，因为，能给农民工和其他弱势群体的权益筑起坚固堡垒的，不是某一地的市民，而是所有地方都能适用且得到彻底落实的保障体系。 （丁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