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汛网撰稿  孙金栋
  “农民工”称谓的不科学性，带来了历史性歧视。要纠正这一历史性错误，有三种选择：一是强制性取消，二是强化中保留，三是强化中消亡。

   农民工缘于亦工亦农。在岗务工期间，无论他是来自何方，均应称为工人。自从国家1983年实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之后，统称为合同制工人。合同工只有合同期不同，分为短期合同工、长期合同工。而不应把合同工分为城市合同工、农村合同工（农民工）。

   合同工是否因为他返乡而非要称为农民工？单从这一点，理由不充分。义务兵役制来自农村的军人退出兵役返乡，称为退伍军人，为何不称为“农民军人”？来自农村在国家机关和企业的干部退休返乡，称为退休干部，为何不称为“农民干部”？就连来自农村的大学生返乡待业，人们也是称他们为大学生，为何不称为“农民大学生”？唯有来自农村的合同工，无论在城、返乡，都要戴上农民工的帽子，失业返乡了还要戴上“返乡农民工”的帽子，这公平吗？这不是歧视是什么？

  人们死保农民工称谓不放的理由在于，国家如此重视农民工，好象取消了这个歧视性的称谓，就削弱了对这个弱势群体的关怀。这个理由不成立。来自农村在厂务工的工人，理应不分区域，享受同等待遇，已经不成问题。在城市创业，当起了老板，可移居城市，更不成问题。返乡的工人可以继续务农，可以在政府扶持下自主创业谋生，“农民工”这个称谓毫无保留必要。

   如果，人们认为多年形成的农民工习惯性称谓没有改变的必要，并不能否认这个称谓的先天性错误。如果，人们认为强制取消没有必要，可在强化中自行消亡，但没有必要在强化中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