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景行：李教授，政府在民生方面的投入，去年已经开始倾斜了，今年力度更大，它的含义是什么？

李炜光 ：我看重的就是它战略上的重新调整，背后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的分配问题，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它要对基本政策做一些调整。

我刚从日本回来，日本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时候有一个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什么要做这种变化呢？就是因为它在维持了一段时间的经济的比较快速的增长以后，就形成了这种国民之间的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富的太富，穷得太穷，这种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非常严重。这个情况下就已经不能够只抓速度了，你要再去拼资源，拼人力，低工资，低成本的发展，已不能够保证增长质量了。即使要求还是原来那种速度，已经做不到了，而且社会开始不稳定。

你想社会贫富差距非常大的，这种情况不改变的话，中国将来的高增长是很难保持下去的。

日本当年看到这个危险了，所以它在政策上就来了根本性的调整，一下子把所有人的收入都往上增长一倍，使得低收入者一系列的问题都得到解决，社会的矛盾也开始平复了。60年代后日本迎来了经济起飞的阶段。

中国其实这些年的增长确实很快，即使是经济危机时它还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它的边际效益实际上在递减，你再求那样高速度的话，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比如说经济危机来了以后，不得不投入四万亿，甚至加上银行贷款十几万亿的巨量资金投入，才能换来8.7%这样的增长速度。而收入差距依旧，我们的经济结构依旧，产能过剩依旧。

我们现在有些政策实际上在挤压中等的阶层，中产阶级已经遭到挤压了，城市贫困者，每天人们就是拼了命的工作，收入不高，还得为房子或者是一些基本的生活去奋斗。这样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影响了人们的心情。

我们国家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你再往前走必须要调整基本分配政策。分配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分配权利，谁能决定这个分配，这必须要逼着或者是促使中国要走上民主和法制的路。

再有一个就是分配的具体的做法，比如说我通过财政、金融还有一些手段可以使得社会公平的速度加快一点，使得社会变得公平一些，它才能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