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就是这种财政的模式，商业手段和政府结合的这种方式，是在洗劫公众财富，你看中央政府也说是要把这个房价调控下来，但是地方政府会做吗？

我觉得那几条都是一些治标的，最根本的还是要反思这样的财政模式。还有住房的问题，究竟是纯粹的商品还是公共政策的一部分？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大米的成本才值一块多钱，为什么中国大米一高的时候，老是用别的手段控制大米的价钱。相反把房子作为一个普通的商品任意的炒来炒去，我觉得这是政府的非常严重的失职。

有些人现在说人地矛盾，我就试问，像新加坡这样的地方600平方公里，几百万人口，他的价钱应该是天堂的价格。人家为什么有普通的人能住得起房子。

房价高得已经跟老百姓的生活没啥关系了

曹景行：首先解决普通人的住房。

蒋兆勇 ：普通的人安居乐业，大家都有房子住。香港房价炒成这样子，但普通居民也是有补贴的。香港人有医疗保险，失业保险，没有工作可以马上到政府去拿钱。我们什么保障？制度还在建立之中，这样的话，不是自己制造社会危机吗？这是我对未来社会担心的地方。

曹景行：你刚才已经谈到了过去积累的这些矛盾，你觉得这次的两会，特别是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就这些方面所提出的的未来社会发展方向，你看到一些什么新的变化呢？

李炜光 ：我觉得如果继续把我们发展的趋势保持下去，真正建设起一个和谐的社会来说，继续坚持改革是非常重要的。

刚才蒋老师提到的财政问题其实背后都有一个财政体制和税收体制的问题。

比如你说楼市，为什么房价这么高，高到了已经跟老百姓的生活没啥关系了。这个我们光是看到了开发商们把楼价抬得很高，其实这里得利最大的其实是政府。

曹景行：需求最大。

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不匹配

李炜光 ：需求就来自于财政资金的需要。我经常看到一些官民之间为了拆迁那种对立那种视频，我看了有点惊心动魄的。什么时我们代表着人民群众的共产党政府的官员们怎么去跟百姓对立成这个样子，而且那边都要自焚了，汽油都浇到身上了，人还不住手，这里有问题，不止是他们之间能冷静的解释得了的。

曹景行：这是利益之间非常巨大的冲动。

李炜光 ：官员的心态我觉得有点扭曲了。如果没有必须要拿到的利益，他不会把人逼成这个样子。我们从90年代实行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不匹配。他们之间实际上也是一个分钱的利益关系。这个分钱的利益关系太向上倾斜了，中央拿得很多，很足，足到什么程度呢？它可以到了年底都突击花钱花不出去，都着急。

可是不标志着中国财政状况就富裕到钱多得没处花了，地方政府越到下面财政越困难。我刚才提到了县级财政的保障机制问题，为什么呢？到县已经最基层了。越到那儿越没钱，这样对地方政府履行公共服务造成了困难，他没钱，没钱只好自己创收。上面你把钱都拿走了，下面自己创点收，自然是睁眼闭眼看，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国财政秩序、税收秩序的紊乱，做了很多不合法，不合规的事情，可是上面又不大管。

这种事情做得太久了，开始时解决一下收入来源就可以了，可是它已经成为地方财政的支柱了，缺了这个过不下去，所以不弄钱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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