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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玉英的空挂户身份,让她享受不了当地村民待遇。
1983年:抛荒的宁波欢迎你
外来户最早来到姚江村,是在1983年。当时的宁波,还是一个被稻田和菜地包围的小城市。
市场经济的萌芽已经破土,宁波本地农民发现,种地远不如进厂。“很多土地抛荒。”鄞州区农林局副局长翁为民回忆说,国家对农产品的统购价格比市场低得多,质检却更苛刻,让种地在本地人眼中,毫无吸引力。
但是,宁波市粮食蔬菜的统购任务,并没有因此而减少。统购跟现在的维稳一样,成为各级政府必须完成的铁任务。压力层层分解,在乡镇和村两级,干部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到足够的会种田又愿种田的人。
他们把目光投向台州、温州等地的山村。那些山村离最近的公路最少都有十几里远,背着背篓,进出一次便是一天。山民们辛苦劳作一年,也仅能糊口。除了几间石砌竹搭的房屋,和吃苦耐劳的秉性,他们一无所有。
但他们渴望新生活。“能有一点活路,谁会离开老家呀。”蒋水信说。这是姚江村外来户的共识。老家有宅基地,有薄田,还有祖坟。更重要的是,如果你不想走,永远不会有人赶你。
蒋水信是最早的一批来宁波的外来户。他们受到了当地政府和村子的热烈欢迎。最早的几年,种田能手会被戴上大红花,在集体大会上表扬。当他们回到老家后,也被看做是有面子的能人。呼朋引伴,不少亲友也跟随而至。
但外来户在宁波的日子并不轻松。以姚江村为例,该村属于宁波市的蔬菜基地。外来农户们平均租种三四亩菜地,每月需向政府出售三四千斤计划菜。计划菜的最大特点,就是价格极贱,市场上一角多一斤的青菜,计划菜只能卖一两分钱。
一年365天,他们天天呆在菜地里。每晚七八点睡觉,第二天凌晨两点起来收菜,然后去十几里外的蔬菜市场卖,卖得顺利了,6点前还可以回来睡一会儿,不顺利,8点以后回来,就得直接上工。
当困到无法坚持时,蔬菜大棚有时候会变成他们的卧室。
更多的外来户,是在种稻田。那更让人谈之色变。每一年春天和夏天,稻农们要先后经历两次双抢———抢收、抢种。每次双抢持续一个多月。这些天,稻农们每天的睡眠不会超过3小时。
在当时,只有租田超过20亩者,才能被评上“种田大户”,享受一年数百元的补贴。这让过度劳累成为外来户的常态,等他们步入老年后,高血压、腰肌劳损、颈椎病和关节炎成为常见病。
他们不能不拼命。双抢“抢”不到的话,收获的稻米淋了雨,秧插得晚了,下一季的收成不好,一家人就得挨饿。
挨饿是你自己的事,你还得完成村里的粮食统销任务。如果收成不够,只能自购市场的高价粮,然后再以统销价卖给政府。要是弃田而逃,按照宁波市农村20多年前的惯例,需赔偿村里或原农户500元人民币。
1992年,外来户蒋玉英为鄞县钟公庙镇(现为鄞州区钟公庙街道办)黄泥桥村种田,她每年一亩地要上交850斤统购粮,其中83斤属于税费,其余的按照2角/斤的价格,而市场价超过3角。
“简直是做牛做马。”蒋玉英说,村里派义务工、交提留款、交军属费等,大部分都由外来户承担。原村民每人还有7分的自留地不需要“交公粮”,外来户没有一厘。
此种情况,在当时颇为普遍。对世居的村民来说,外来户更像一群打工者。“没人强迫他们来这里。”鄞州区雅渡村经济合作社社长周碧宜说,外来户与村里,在当时是一种“双赢”。
对外来户来说,他们也没有感到太多的不公平。文化程度低是其一,更重要的是,他们觉得,告别种梯田、吃野菜的日子,自己和后代的人生,将从此改变。
但事实上,身份不平等的人,童年也不会平等。外来户的孩子,都会讲述同样的童年:他们上学必须缴纳借读费;在学校里因为口音被嘲笑;放学后,就得下地干活放牛。
“人一穷,就自卑,还干活,成绩咋能好?”姚江村外来户的后代蒋崇波说。他的父亲是5名被刑拘者之一。
姚江村的14名外来户中,只有3个孩子考上大学。外来户的后代,绝大部分都靠打工为生。跟本地年轻人比,他们不但工作差,还无老可“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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